我祖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除大姐外，家里姐妹都不知她名字。谁会关心一个已故去四十多年的老人呢。初冬的这个午后，我在读一本书时，忽地想起她。
祖母30多的年纪就守了寡。当年日本鬼子进村，全村人都跑反了，而祖父执意不愿离开家。藏在床底下的他，最终还是被鬼子抓住，用枪托打成重伤，卧床不足一个月就愤而离世。不知何故，父亲从未和我们说起。也是几年前才从堂婶口中得知，原来我家也有国恨家仇的一段历史。祖母只生养我父亲一个。她把全部生活的希望都寄托到我父亲身上，含辛茹苦拉扯父亲长大，省吃俭用培养父亲读书。为了给父亲更好的教育，待他读中学时，祖母将他远送到含山她妹妹处，让他就读含山中学。
说起这个姨奶奶，颇有意思。她七岁那年随她父亲去集镇，吃了个肉包子，回来后大吐不止。后来瞎子算命，说这孩子是佛家的命，一辈子只能茹素。后来，家人送她去含山城外的尼姑庵，她一辈子就在那里吃斋念佛，最终成为"老尼姑".当年年少的父亲被送来读书，就住在禅院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自乡下搬回县城，父亲常带我们去尼姑庵看望"老尼姑".父亲一直记着她的恩情，也是她的资助，父亲才考取师范，成为"公家人".老人是碧峰禅院的创始者，八十六岁那年圆寂。如今她的墓碑仍在禅院塔里。
父亲十二岁离家后，远在肥东的祖母一直孤居乡下。父亲多次想接她过来全家团聚，可她总舍不得那些菜地。依旧种菜卖菜，用微薄的收入接济贴补我们一大家。直到1973年春，劳作到七十六岁的祖母，才带着一车旧家当，搬来我父母下放的小村。
记忆里祖母的面容，模糊不清。当年才六七岁的我，跟她也没什么感情，似乎一点也不喜欢她。
那时祖母应该腿脚不便吧。手拄拐杖的她总穿一身黑布衣，头扎包头巾，似乎很老态。家里五六个孩子，又添人口，不便帮家里做农活的祖母，似乎不太受母亲待见。年幼的我自然站在母亲一边，对奶奶的出现，很是警惕，也不愿和她亲近。
家里前后两进六间房屋，奶奶独自住在前排房里。我们姐妹总有些怕她，很少去她房间。父亲自学校教书回来，常带一些饼干和方片糕孝敬奶奶。家里只有弟弟常被奶奶叫去房间，分得一些糕点吃，我们姐妹是没有份的。不过有一次，祖母唤我小名，我怯怯地走到她身边，半躺在床上的她，侧身从床头枕下，取出纸包，拿出几块饼干，递给我的同时，期待地叫我喊她"奶奶".起初我还佯装不肯接，但小手已经伸出去了。似乎是看在饼干的面子上，才应付着叫她几声，祖母笑眯眯地摸我的头。那几块饼干多香啊，我吃得小心而奢侈。吃完后，祖母还诡异地叮嘱我，不要告诉其他姐姐哦。
麦收季节，门前晒满了一地麦穗。母亲搬一把靠椅，让奶奶在门前帮着看场。那天，才读一年级的我放学后，一蹦一跳地刚到门前，奶奶就招手叫我，她颤巍巍地从黑色大襟褂口袋里，摸出一把绿色小刀，说是场地上捡到的，举着问我可要。我一看便知是削铅笔的小刀，自然喜欢。祖母送我的同时，又叫我喊她。我叫一声"奶奶",她答一声"哎",我叫得那般稚气，她答得那么干脆，那么欢心开怀。
那时我和三姐，都是不愿意叫她的。乡下孩子原本嘴就笨拙些。何况，这个从天而降，长到七岁才第一次见的奶奶，那么让我陌生。
记得那个夕阳西下的日子，奶奶不见了。焦急万分的母亲，叫我去找。在村口小学校边的坡道上，我看见独自拄着拐杖的奶奶，面朝西方，朝着父亲回来的方向，就那么望着，望着。我跑过去牵她，可奶奶执意不肯回。她拄着拐杖，就那么站着，等着，望着……直到父亲的身影出现，她才在父亲的搀扶下回家。
现在想来，寡居一辈子的奶奶，或许是不适应大家庭生活，也或许她仍眷念着生生息息的肥东老家。
那年五月初四，端午的前一天。中午奶奶还好端端地吃了一碗饭，喝了半碗妈妈为她做的肉汤。下午我和三姐听到躺在床上的奶奶大喘气，吓得赶紧跑去大队部，叫回正在宣传队排练的大姐。大姐慌忙给远在四、五里外学校工作的父亲摇电话。等父亲跑去接电话，再大汗淋漓地跑回家，奶奶刚咽下最后一口气。记得那天，一向伟岸威严的父亲，伏在奶奶床头嚎啕痛哭，长跪不起。
躲在房门外窥看的我，第一次直面亲人死亡的场景，除了一些害怕，似乎还不懂得悲伤。那一年我七岁。
祖母葬在我上学的大路边。坡下，杂草丛生。春天，野蔷薇遍地，一朵一朵，好似开到了天边。我日日路过她的坟茔，祖母该能听到我一路清脆的笑声和成长拔高的声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家搬回县城。父亲将祖母的坟迁回肥东。祖母魂灵终于回到了故土。十一年前父亲离世，父亲的坟墓就在祖母的脚下，他们母子终于得以永久团聚。每年清明与冬至，我们姐弟们去上坟，会给祖母的土坟培一柸新土加固。
冬至的那天，我在冰冷的夜，深切地想起这一脉源远流长的亲情，想起奶奶、父母，想起曾是这世间最亲的亲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