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孕育了我的生命，养育了我的童年。那是衣胞之地，哪怕有再多的恨，再多的爱，都被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牵扯着，斩不断，理还乱。
——题记
哪怕不回家过年，每年的正月十四，这一天我都是要回一趟老家的，要回去，给父母的坟培一抔土，在坟前点亮烛灯。
妻驾车，从我们居住的这座城市往南走，过下五屯，在那个叫做平桥的地方出城，上城乡大道，一路往南，往家的方向。
其实我对故乡，是没有爱的，更多的是恨。
故乡紧邻着南盘江，大抵要不了一个时辰，步行，便进了广西。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山高谷深，老家穷。
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母亲拼了命地干活，挣工分。多挣些工分，来年秋天，稻米熟了，好多分些粮食。
三四十年前的农村，是没有公路的，就只有不足一米宽的土路，从山前绕到山后，从山脚爬到山脊。
南盘江边的农活，一是耕田，二是种地。那时候的女人们很勤劳，男人耕田，她们耕田；男人种地，她们种地，从不落在男人们的后面。
因为不通公路，物资运不进来，人们就得去几十里地，用背箩背，或用箩筐挑。母亲是我家的主要劳动力，男人们去，她也要去。她比男人们还要多一份负担，那就是她的肩上，还要背着一个孩子。
因了要背孩子，母亲背不了背箩，就得用箩筐挑，男人们背八十斤，她得挑八十斤，男人们背一百斤，她也得挑一百斤。
负重而行的路，山高坡陡，路径崎岖蜿蜒，过了一弯又一弯，上了一坡又一坡，在当地著名的九里十三弯是他们背物运料的必经之路。山脚有水，山上有雾，有人大喊一声，那声音就会在群山之中久久地回荡。
他们负重上百斤的担子，看着望不到尽头的山路，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在想，要有一条公路多好，用马车拉，山里的人们，就不会受到这般磨难。
由于繁重的农活，母亲积劳成疾。打我记事起，母亲就多病。她白天忙着劳动，晚上就瘫坐在凳子上，不断呻吟。就算是这样，第二天天不见亮，母亲就又得起床，挑水，喂猪，喂牛，天亮又得到地里去，锄地，播种，盘弄庄稼。
母亲差不多病了二十年。那时我还小，母亲去种地，有时候就用背带把我背在背上，在收获庄稼的季节，她就把我背于胸前，背上则背着收获的粮食。
至今我还隐隐约约地记得，母亲把我背于胸前，她脸颊上的汗水滴下来，滴在我的脸上，滴在我的口中，那味道，咸咸的。
那时候我小，不懂事，饿了就哭。母亲忙一阵子农活，就停下来给我喂奶，之后又用背带把我捆绑在稍大的树子上。我吃饱喝足，就在树上呼呼大睡。
时光推移到七十年代末，母亲彻底地病倒了。她咳嗽，不停地咳嗽，伴随着呻吟声，一阵紧接着一阵。
那时候的农村，交通闭塞，医疗条件落后，人们生病了，去不了城里的大医院治疗，又没有什么药吃，就这么一天一天地拖着。有的人拖着拖着，病便好了，有的人拖着拖着，就踏上了不归路。
母亲的病一直在拖着，一天一天的不见好。我们小，不懂事，面对母亲的病痛，束手无策，只能默默地流泪。
有一天，母亲突然昏厥，我们喊"妈，妈——"她不回应，姐姐就哭了。父亲急，喊来村里的侄男侄女，伐竹，制作成简单的担架，抬着母亲就走。父亲说："不行了，再这样拖下去，这人就活不成了！"
他们要把母亲抬到区里的卫生院治疗，我站在家背后的山梁上，看着被抬走的母亲消失在视线里，大声地哭喊："爹，你们一定要把母亲治好啊……"
印象中，母亲这一次到区里的医院治疗，住了半个多月的院。母亲出院的那一天，我和二哥去接。二哥能用背箩背一些锅碗瓢盆。我还小，母亲走前，我走后，在弯曲的山路上走着。
由于山路崎岖，母亲又刚刚病愈，走得很慢，走不了好远就得坐在路边歇一歇。我说："妈，这路好难走啊！"母亲说，难走也得走。
从区里的卫生院，到我家，十里地，要趟三次河水，爬三匹坡，又下三匹坡，基本上没有平路。所走道路的四周，全是高高的山梁。我和母亲一直走。母亲问我："你知道山的背后是什么吗？"我说不知道。她说山的背后还是山。我问："没有平坦的地方吗？"她说有，但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兴义，又叫城头。我说问她去过兴义吗，她说没有去过，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鸡场，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去那里挑铁矿。我说："就没有人去过城头吗？"母亲说："你爹去过。他是大队的支书，还是县里的代表，每年都要去那里开会。一百多里路啊，他去一次城头，天不亮就走，走到天黑，要走一天……"
我渐渐长大后，去了一次兴义，其实也不平。再后来，我读书，才明白书上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这句话，是讲我们贵州的。再后来，我到过河北、湖北、北京，才真正知道，那些地方，比我们兴义，平多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母亲又一次病倒了，依然是咳嗽、气喘。父亲去找赤脚医生来看，看不好。母亲又在病痛中一直拖着。那天，母亲又一次晕厥。父亲仍然又去伐竹，制作简易担架，请来寨邻帮忙，颠颠簸簸地把母亲送到了区里的卫生院。
这一次，母亲在卫生院治疗的时间不长，三天又出了院。母亲这次住院回来，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不再呻吟了，整天就无声无息地在床上躺着。我二哥、姐和嫂子们担心，就寸步不离地守着。
父亲看这样不行，又去准备担架，可是母亲却说，不用准备了，我这样好好的，你们要把我送到医院去，就那山路，活着的人都被你们颠死了。
母亲不去区上的卫生院，一直在家养病。突然，有一天晩上，她把我们兄弟姐妹叫去，她拉着我的手问："你是哪个？怎么张了一个大嘴巴？"起初我们还觉得好笑，后来才知道她已经迷糊了。我们就喊她，她笑，大声地笑，笑着笑道，就闭上了眼睛……
母亲走了，一是劳累，二是病痛，三是贫穷，四是医疗条件落后，五是不通公路，没有快捷的交通工具，不能送她到大医院治疗。母亲走了，还不到六十岁，她短暂的生命，受囿于恶劣的生存环境，受困于那个生她养她的地方……
母亲走了，父亲在家里呆呆地坐着，他没有哭，也没有滴一滴眼泪，只是透过窗户，一直望着对面那座大山。
就在安葬母亲的当天晚上，父亲也走了，走得悄无声息！
别人写故乡，总写流水、炊烟、牧歌，写得行云流水，诗情画意。我写故乡，总写痛，这种痛，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感，沉重得让人感到孤独、无力、无助，几近崩溃。所以我从故乡出走后的七年时间，没有回去——我不敢回故乡。因为那大山，馈赠给人们的，只有落后和贫困。就因为这种落后和贫困，让我失去了母亲和父亲。
那年，我离开家，要去远方。临走，舅父告诉我，你不要回头，一直往前走，走出大山，告别这个地方。我问为什么，舅父说，你忘了你的父母是怎么死的么？就是这不通路而又贫穷的生存环境造成的。
大抵是十多年前的某一天，我接到了老家兄长打来的电话，说老家要修路了。我说修路啊，好。他又说，只是资金很困难，需要每家凑钱，一个人口要凑五百元。你是知道的，老家穷，都拿不出来。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挂了兄长的电话，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当晚，我彻夜难眠，绞尽脑汁地想，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有一天，我外出公干，在和一个单位的领导闲聊中，谈起了老家的人想修路的强烈愿望，我讲了他们的困难，也给他讲了我的母亲和父亲。那位领导有些动容，他说，你别急，我们一起想办法。
后来，在那位领导的关心下，协调了两个单位，共计十二万元，解决了老家修路的资金问题。
有了资金，老家的村民们投工投劳，没日没夜地干，终于修通了一条三公里多的通村公路。
老家的公路终于修通了，圆了大山深处人们千百年的一个梦。但是由于资金不多，公路的标准和等级都不高，公路两侧没有排水沟，路面没有硬化，晴天还可以正常开车，一到雨天，山外的车就开不进去，山里的车也开不出来。
五年前，因了工作需要，我到临近老家的一个镇去驻村扶贫，路过老家，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派崭新模样，满山的桃花、李花、泡桐花开了，一片雪白，那三公里多的通村公路，不但进行了硬化，而且扩宽了，往远处延伸了去，从大山的这一头，通向了大山的那一头。而且连接村里的公路不止一条，山这面一条，山对面还有一条，北连古镇捧乍，西往云南乃格，南往洛万，东通仓更。人们一出门，一抬脚，就可以上车出行。
老家的公路修通了，四通八达，小轿车、运货车，南来北往。大山深处的山货运了出来，"仓更板栗"的名头，响彻南北。人们走出大山，走向北上广深，挣钱回家新建新宅。人们富裕了，生活也讲究起来。
……
车出兴拢大道，经泥凼，到鸡场，过九里十三弯，山连水来水连山，回老家的路，九转十八弯。
那天，我来到离老家四十里外的鸡场，一路步行，重走母亲走过的路，去感受母亲背着孩子挑担步行四十里的艰难，去怀念母亲走过的风风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