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总有不少偶然。
还没有摆脱懵懂青涩的段落，我就从小县城考入延安师范学校。县城太小，自然还没有图书馆，书店也只是上面来人在街边摆的小摊，我的视野仅局限于小街与小巷之间。进入师范，看到几间房子那么大的图书室，摆满几十架整整齐齐各类书籍，让我既惊奇又喜悦。不知是鬼使神差，还是"记者"两字产生看不见的魔力，我借的第一本小说是冈察洛夫的《我们的记者》。那时根本不知道冈察洛夫是苏联伟大作家，更没看过他的代表作《平凡的故事》《奥勃洛莫夫》《悬崖》，但他最后的这部小说却深深吸引了我。
纷纭多彩的各种文学流派充溢了人们的头脑，时下的青年人大多不知道冈察洛夫是何许人。作为苏联时期的重要作家，他描写的苏联卫国战争中兵团报记者们的日常生活，展示了在高加索山邻地区和希特勒军队顽强战斗的红军战士英雄群像。特别是他塑造的青年随军记者米哈伊尔·谢廖金的形象时时活跃在我心中。
年青的谢廖金不是科班出身，但他执著新闻的精神给人一种无形的力量。为了写出"让读者一口气念完他写的特写",为了让兵团报登出有关进攻的报道，书中第四章用较多文字描写了他一次苦难的行程。当洪涛挡住长长的车流，不少人望着前方焦急万分，他的司机劝他第二天再出发。可他想的是报社交给的紧急任务，一定要抢时间奔赴前方。正好一位红军中尉也有同样心情，两人观察许久，就沿着旧河床，山坡上突出犬牙般的大块岩石，锯齿般露出凶狠的獠牙，他俩绕过小湖和水洼，越过山峦、森林……冒险在乱崖峭壁中探寻没路的路，稍有疏忽，随时会跌下深渊或卷入怒涛。他没有萎缩，心里只想着"要快些走，快些走，报纸还等着呢！"一天一夜，忍饥挨饿，终于用受尽苦难的两条腿一步一步走到红军战斗的山口，采写出山林地区遭遇战的文章和非常丰富的新闻纪事，圆满完成了任务。他一路遇到的惊险拨动我兴奋的神经，对记者生活有了初步了解，心中油然产生深深的崇敬。
当谢廖金去近卫军团采访时，部队任务是突破敌人设在山上的防御阵地。进攻时作为记者应在团队观察所。他却坚决地留在连队和战友们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向法西斯部队冲锋。他亲眼看到一个有胡须的战士负伤倒下；又一战士忍住伤痛，跪起来扔出一颗反坦克手榴弹，炸毁了敌人的火力点……夺取山林的最后战斗，使他感受到红军战士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精神是战胜法西斯的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他满怀激情地写出生动活泼、鼓舞士气的篇篇特写。
国内的专家们在研究他小说的特色时一致认为冈察洛夫观察精细翔实，描写客观平稳，语言纯洁朴实，叙述故事就像生活本身平淡无奇，在平稳的叙述和并不复杂的情节发展中展开情节，渗进细腻的心理刻画，产生出一种独特的魅力，一种深沉醇厚的情绪感染力。这种特色在《我们的记者》中尤为突出。可惜国内的研究者都把目光集中在三部代表作上，极少把笔墨分给这部重要作品。我觉得冈察洛夫在1942年春开始"热心而忘我地从事随军记者工作，在高加索战斗最艰苦的日子，他镇静勇敢地完成了担负的任务。他伤后有病，竭力隐瞒从不诉苦。在病榻上坚持写作，直到临死前几天才将《我们的记者》修改完毕，却没看到它的出版。这部书凝结着他的亲身经历和深刻体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诚实纯洁的心灵和英勇无畏的勇气，特别是对事业的 "执著"给我上了难以忘怀的第一课，深感新闻记者只有执著才能充满活力、充满激情，才能有所作为。
从学校毕业后，也许几年前的魔力还在起作用，自己在《人民文学》发表一篇散文，1965年我破例调入延安报社当记者，巧合了对"记者"的憧憬。我深知自己没受过新闻系统教育，底子浅薄，要适应工作，就得像谢廖金那样深钻细研、勇敢探索、四处奔波、抓住每一个线索，白天去采访，晚上钻暗室洗印放大照片，努力使自己成为行家里手。除了编写好自己的报纸，并不断向中、省媒体投稿。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是一次次喜悦：从1969年至72年，有《延安精神放光芒，军民团结新篇章》《昨日气死牛，今日火车头》《谱写延安青年运动新篇章》等大块头通讯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广播电台刊播，我终于成了合格的 "小报记者".
此后几十年我一直坚守在延安的新闻宣传战线，从1975年起，就主持报纸工作。为办一张有特色的党报，和编采人员共同奋斗，使延报声望在业内日浓，我被推举为中国记协理事、陕西省记协副主席和中国地市报研究会副会长。肩上担子日重，但从不放松"总编要做第一记者"的要求，撰写过2000多篇新闻稿件，几十篇获得全国和省级新闻奖。还编写过几部新闻作品书籍，为宣传我钟情的延安竭尽全力。
人，各有命运。命是先天的，可能包含着不断发亮的天赋；运是后天的，必要凝结你的汗水和执著。我很赞成英国教育学家肯·罗宾曾把"天命"解释为"喜欢做的事与我们擅长做的事完美结合。"他认为发现属于自己的"天命"是至关重要的。你找到自己的"天命",就得不惜代价一往无前。几十年的新闻生涯，我自诩是"合格的小报记者",既不张扬，更不自卑。我接触了解了不少战争年代曾在延安工作过的老记者，他们都具有谢廖金一样的追求和高贵品质。在社会分工中，记者行业只是时代的配角，但他们的功绩像红军战士一样应铭记和传承。为了弘扬优秀新闻传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萌生设立延安新闻纪念馆的构想，在地委郝延寿书记大力支持下，赴京向中宣部和中国记协汇报，得到革命前辈陆定一和不少老新闻的支持，又挨家去实力部门集资，在中国记协副主席王揖领导下，几经周折建成延安新闻纪念馆，成为延安又一景点。看到不少年轻的新闻朋友来此参观，我的心中得到幸福的熨帖，它倾注了我对"记者"职业的刻骨眷恋，也抒发着对老一辈新闻战士海样的感激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