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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文章1：怕吃肉
文/刘明亮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我，小时候家里的主食就是红薯，秋冬吃红薯，春夏吃红薯干，红薯的窝头、饼子、面条。红薯叶有时也是美餐。过年吃肉对我来说是太难太遥远了。
我大哥1973年给一家食品站干活，回到家给我讲食品站有猪肉，过年会分给一点肉。我瞪圆了眼，默默地听着，等着年的到来，等着哥带回肉来给我解馋。那年腊月二十六的傍晚，哥回来了。我看着我娘把那些“肉”放到里屋铺柜上的盆子里，“肉”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屋子。我看着娘在和我哥说话，就悄悄地溜进了里屋，登着凳子把带着皴的小手伸进了放“肉”的盆子，抠了一块，放进嘴里。我溜出屋门，听到了娘的喊声，娘越喊我越跑，这块“肉”在我的嗓子里咽不下去吐不出来，噎得我上不来气直翻白眼。我跑到了胡同北头，这块“肉”终于滑到了肚子里，我的气也喘上来了。从此我对猪肉产生了恐惧。
猪肉我是不吃了，但牛肉还在诱惑着我，当时生产队有牛，但不能随便宰，第二年队上的老牛经公社批准可以宰一头，牛头是通过抓阄的方式分的，我有幸抓到了牛头，心里那个乐啊！我得意地对娘说：“这牛头是我抓的，煮熟以后我得先吃，得管我吃饱。”叔叔帮着把牛头收拾好了，我看着下锅了，牛肉的香味在整个院子弥漫，馋得我直流口水，肉还不烂我就吃了一块。肉熟了，我的小肚子也胀起来了，半夜里我上吐下泻，几天吃不下饭去。从此我对肉产生了莫名的害怕。
改革开放了，好日子来了，我也长大了。我结婚后第一次去岳父家吃饭，岳父弄了一桌子肉菜，什么红烧肉、米粉肉、猪耳朵、猪心、猪肝。我对象、妻弟都只吃青菜，把肉夹给我，可我就是不敢吃。吃完饭我把我对象叫到一边，讲了“肉”当年怎么噎的我，怎么撑的我。妻子听后扑哧笑了，她说：“你当年吃的不是猪肉，是猪油；再就是，牛头不熟，你吃得太多。”我这才恍然大悟。
六十年代文章2：火药枪
文/祁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男孩，大都以长大能参军当兵为荣，最高级壮观的游戏就是挥舞着各式武器，分成两拨，在“司令”、“队长”的带领下，嘴上“嘟－嘟”、“叭－叭”地学着枪响，冲锋陷阵。
那时大多数家庭都穷，大人们很少给娃们买玩具，也没多少时间管教孩子，玩打仗的家伙什基本靠自己制造，有时也会生出一些事端。我就曾用报纸叠过盒子枪、用铁丝窝过弹弓枪、用木头削过冲锋枪、用自行车链条做过纸炮枪，还用钢锯条、旧锉刀打磨成小刀和匕首，最难弄的就是能打响的火药枪，差点还惹出乱子。
记得首先寻得一块两三厘米厚的木板，锯、挖、削成枪柄，挖出半圆形枪槽，在扳机处掏出平竖相通的两个孔。没有钻和凿子，只能用火筷子烧红烫烧成洞，再用木锉整修。然后找根钢管一头铆实，留四五毫米孔洞填火药，用铁皮和螺丝固定在枪托上。然后拿风钩截断弯钩当撞针，拿铁丝弯折成扳机，再以牛皮筋与之连接，装填上黄色火药，一把漂亮的火药枪就做成了。
当时我刚上初中，五六岁的弟弟好奇地跟前跟后地看，不时还要摸上一把或抢过来比划比划，我不免急躁地呵斥：“甭动！”一次我正在蜂窝煤炉上烧火筷子准备钻洞，他又来捣乱，我情急之下挥动火筷子赶他走，燎到了他的肚皮，立马起来两三厘米长的红印子，吓得我赶紧找獾油给他涂抹上，幸好他没有向大人告状。
而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那天试枪的时候，他又来缠着要玩，我填上从鞭炮里拆下来的黄色炸药，让他打了两枪，他不过瘾还要耍。我吝啬炸药来之不易，就拿装好药的枪对准他的脑门想吓唬吓唬他，没想一扣扳机“砰”的一声，只见烟火四散、枪管飞了出去，正打中弟弟眉心，留下一个圆圆的印痕，将他吓蒙在那里，想哭却哭不出来。
我急忙上前安抚，用手掌揉搓他的额头，内心深深自责，也确实有点后怕，担心留下后遗症变傻。万幸他没有大碍，印痕只是钢管上的油渍锈迹，没过几分钟他就无忧无虑地跑开了。仔细查看寻找原因，发现主要是枪管用铁皮箍扎不牢、皮筋拉力过大，加之火药填充太多，才导致这一重大安全事故。于是我又做了改进，但以后也再没玩了，火药枪也不知扔到哪里去了。
儿时的兴趣转移得很快，也总有新鲜的玩法出现。从摔包子、扇洋片、崩弹球、掷沙包、踢毽子、滚铁环，到斗鸡、骑驴、打嘎、摔跤、举杠铃，再到糊风筝、做航模、装矿石收音机和拿小苏打、柠檬酸、糖精做汽水，再到暖蚕籽、养鸡、喂兔、遛狗、玩鸽子和养热带鱼，反正是比现在的孩子幸福多了。
最有意思的是化学老师姚崇俊，在同学们看了《地雷战》后，在课堂上专门讲了火药的制作，地雷、炸药包的引爆原理。他说高年级的一个同学，做石雷把手炸伤了，要我们千万得小心。这反而勾引起我们的好奇心，开始将城砖掏空，装上化肥硝铵，再将石硝、硫黄、木炭分别研磨混合与麻纸搓成导火索，试着引爆了几个，威力还蛮大。
但长大后我终没能穿上军装，而做了个匠人，最初是木匠后来成了码文字的写手。弟弟脑子也没坏，学了精于计算的会计，在证券市场打拼。升级当爷之后，每每回忆儿时的快乐，扪心自问：为何不能将这些乐趣还给现在的孩子呢？
六十年代文章3：生在六十年代
文/张瑾
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父母没钱给他们买玩具。那个年代里，乡村的供销社几乎没有卖玩具的，即使有，做父母的也没有钱给孩子买，孩子们也没有缠着大人们要。不过，没玩具不等于他们不玩耍，不会游戏。俗话说，好玩是孩子的天性。他们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自做玩具，三五成群地玩游戏。男孩们常在一起推桶箍、抽陀螺、打弹子……女孩们常聚在一起踢毽子、丢沙包……可以说，他们的童年，物质虽然贫乏，但精神生活是丰富的。
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不讲究穿戴。由于吃饭还成问题，他们根本不能讲究穿戴。穿的衣服大多是粗布，有黑、白、蓝三种颜色，春天穿两件布衫，夏天单衣单裤，秋天穿夹袄，冬天穿棉袄、棉裤。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孩子，每年春节，能添一件或一身用涤纶、洋布做成的细布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那一代大多数农家孩子穿衣的写照。
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很小的时候就劳动。五六岁的时候，他们胳膊上挎个篮子，在春天的阳光下、和风里，去麦田当中掐各种野菜；八九岁的时候，他们会放牛、放羊，也喂猪，还在落霜满地、寒气袭人的严冬用筢子去搂树木、庄稼的枯叶；从十一二岁起，在假期，他们开始和大人一起下地耕种、锄草和收庄稼。他们都过早地体验了劳动的艰辛。
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精神生活贫乏却富足。由于物质匮乏，也别奢谈什么精神生活了。他们一年当中能听几次瞎子说书、能看几场露天电影或者能翻上几本破了皮的小人书会成为他们终生的记忆。即便如此，那个时候，也没有多少人感到无聊、精神空虚。
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父母子女之间不言爱。父母子女之间的爱只能藏在心里。即使在书信来往中，也几乎听不到父母说“孩子，我爱你”或者子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们”之类的话语。
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与父母很少沟通。他们思想上有了疙瘩大都憋在心里，很少向父母倾诉。他们解决思想包袱的途径是向朋友诉说，与朋友交流，或者自生自灭。因此，有时候，他们活得并不轻松，甚至可以说很沉重。
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父母的教育方法很简单。父母教育孩子，经常说的就是“到了学校，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长大才能有出息”这句话。对子女的学习，父母却从来不多过问。
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与异性不说话。在那一代的思想意识里，男生不搭理女生，那叫正派；与女生说笑打闹，那叫“流氓”、“坏”。女生同样坚守着“男女授受不亲”的虚伪。这种道德禁锢着他们的思想意识，使他们不能正确理解和看待男女生之间的交往。
其实，每个时代出生的人都有各自的特征。出生在六十年代的人，虽然经历了天灾人祸，但也赶上了国家进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教育的第一班车，高考制度的恢复和教育的一度蓬勃发展，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总之，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童年虽然饱尝了苦，但长大成人后也尝到了生活的甜。他们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因为，我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
六十年代文章4：夏日池塘的坚守
文/华子
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的夏天，农村男孩子的消暑时光，大多在村里的小池塘里度过。
那时的我十一二岁，经常和村里的同龄伙伴们，一有空就往池塘里跳。大人们千交代万交代，不让我们去池塘里洗澡（游泳），可我们总是把大人的话当耳旁风，偷偷跑出去洗澡。
村东还有个比较大的池塘，紧靠黄河大堤，是黄河发大水时冲积形成的，水面很大，淤泥很深，深不可测。大人们会在那里洗澡纳凉，也有胆大的孩子到那里游泳。
一天中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本家一个侄儿一头扎进池塘的淤泥里，再也没有出来……一个半大小子说没就没了，父母抱着孩子哭得死去活来，全村的人都在流泪，知情的人都在叹息。一位七十来岁、叫财的本家哥哥痛心地站了出来，说：“从今往后，每天中午我到池塘边看着，谁家孩子敢来洗澡，我可要狠狠地打。”
此后的每年夏天，财哥每天从十一点到下午三四点钟，都到池塘边看着。特别是暑假期间，更是特别注意，无论天多热他都从不间断。累了，他拉一条席子铺在旁边的桥底下躺一会儿，睁着眼不敢睡着。谁家孩子来了，他又吵又骂，拎起棍子就打，回去还要告诉他的大人……村里的孩子们只能在本村的小渠沟、小塘窝里玩。他在大池塘边，一坚守就是十二年，直到慢慢老去。
六十年代文章5：戏迷老魏
出生在六十年代的人都知道文革时期的样板戏，它曾风靡一时。我记得上小学时，学校经常组织学生们学唱样板戏，并在全校进行汇演，演完后还要忆苦思甜，吃忆苦饭。
那时，我和班里一位女生选为领唱，站在最前面唱，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高兴之余还是有些紧张，有一次，为来访的阿尔巴尼亚人演唱样板戏《红灯记》，我还真是紧张地唱错了词，外国人听不出来错了，还连声叫好，拍巴掌，可台下的同学们已哄堂大笑了。
不过从那时起，我对京戏产生了浓厚兴趣，已至后来对其他曲种都很喜欢，尤其地方戏更是情有独钟。
有时还会跑到书店买几本专业书，没事时翻翻看看，甚至走到大街上听到有唱戏的也会顿足听上一段，就是爱好和喜欢而已，也算是半个戏迷吧。
老魏是戏迷，纯粹的戏迷票友，因为他喜欢唱戏，而且唱的是当地很少见的河南坠子戏。
老魏是秦皇岛人，我认识他也纯属偶然。
有一次去秦皇岛出差，办完事已是下午5点多钟了，当我快走到招待所时，不远处的文物博物馆边的土台上传来阵阵京胡声，我知道这肯定是一帮戏迷在聚会，我急走几步，上了土台，到跟前看个究竟。
这时，一位60来岁老人正唱一段地方戏，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类的地方戏，他不紧不慢地拉着一把胡胡，有板有眼地唱着，声音虽然有些苍凉，但非常有力度，高低音结合顺畅，唱腔流畅婉转，像是坐在炕头拉着家常话似的，这一霎那，我被它悠扬动听的音色所感染，甚至准确地说被震撼了。太好听了。
一阵叫好声后，他坐到了土台旁边，我便主动上前搭讪。
老魏是桥梁厂的退休工人，很小时候在老家山东就喜欢上了河南坠子戏，一直坚持学唱着。
他绘声绘色说，河南坠子戏起源于河南约有一百多年历史。流行于河南、山东、安徽、天津、北京等地。因主要伴奏乐器为“坠子弦”现在叫坠胡，用河南语音演唱，故称之为河南坠子。演唱者一人，左手打檀木或枣木简板，边打边唱。也有两人对唱的，一人打简板，一人打单钹或书鼓。还有少数是自拉自唱的。唱词基本为七字句。伴奏者拉坠琴，有的并踩打脚梆子。初期大多演唱短篇，也有部分演员演唱长篇。现代题材曲目都是短篇。另外，还有其他地方也有坠子戏，如深泽坠子戏，邢台坠子戏山东坠子戏等等。
老魏一口气说完后，看看我说，你也喜欢。我忙说，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好听戏，非常喜欢。
老魏哈哈大笑地说，小老弟喜欢就常来听吧。他又接着说，退休了，没事就和几个喜欢戏的朋友戏迷来这聚聚。
夜色渐渐沉了下来，已是掌灯时分，老魏收拾起家当。小老弟明天见了，老魏亲切打这招呼，下了土台，嘴里又哼哼起河南坠子戏曲调，消失在夜色里。
我出差回来后，急忙在电脑里寻找河南坠子戏唱段，工作之余闭目欣赏着，我很感谢戏迷老魏，不时想起他，是他让我发现了一个好听的地方戏，给我带来生活愉悦，还让我知道不少河南坠子戏知识。
时隔两年后，我再一次去秦皇岛出差时，听土台上的戏迷朋友说，前一段，老魏得癌症去世了，送葬那天土台上的戏迷朋友都去了，为他送行。
他们还说，墓碑上还放着一把老魏生前唱戏用的心爱的坠胡。
六十年代文章6：羞涩的钢笔
文/陈景起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读小学四年级。那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年代，人们的生活十分贫困。那时，小学生能有一支钢笔，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而我却得到了一支不该得到的羞涩的钢笔。
春末的一天，我校的王淑英老师说：“四年级的同学们，以后要学写钢笔字。”我回家后和爹娘要钢笔。娘说：“再等几天，攒够了鸡蛋就给你买钢笔。”
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去王有根家玩捉迷藏，我看见他家的桌子上放着一支小笔尖包头的黑色钢笔，我的眼都看红了，趁捉迷藏他不在我身边的机会，把那支钢笔藏进我的左胳膊衣袖里，我急忙向外跑，因为是他捉我，他见我跑，就追我，我跑到院子大门口，被那高门槛绊到了，我摔了个嘴啃泥儿，左胳膊正硌在砖头上，摔的我想哭，我龇牙咧嘴地爬起来，王有根赶紧给我拍打身上的土，我自己也忙着在身上乱拍打，却忘了衣袖里的钢笔，那支钢笔从衣袖里掉在地上。王有根见钢笔是他家的，他拾起钢笔一看，钢笔摔裂了，王有根哭了，他说：“你这个小偷，把俺家的钢笔给弄坏了，你赔俺。”此时我不知怎么办好，我慌张地撒腿就跑。王有根在后面拿着那支摔裂的钢笔追赶我。他追到我家见我爹娘都不在，他说：“俺等你爹娘回来，赔俺好钢笔。”
傍黑时，爹娘从地里回来了。王有根和我爹说了这事，我爹气得抬起一只脚脱下鞋就打了我一鞋底子，爹冲我大声喊：“打死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不学好！”我低着头眼里含着泪花站在一边，不敢言语。爹和王有根说：“今儿个天黑了，供销社上门啦，赶明儿俺赔你。”王有很说：“明天后晌要是赔不了俺，俺就跟王老师去告景起！”爹说：“俺说话算数，赶明儿后晌给你家送去，俺这就送你回家，问问你爹这钢笔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就这样，爹和王有根去了他家。
爹从王有根家回来就发了愁，爹和娘说：“有根他爹说，‘那钢笔就是在咱村供销社买的，一块四毛八分钱。’”爹娘把全家都翻遍了，才凑了六毛七分钱，娘说：“还有六个鸡蛋够半斤，也能卖三毛多。”那时笨鸡蛋小，一般的十二个一斤，每斤六毛九分钱。爹说：“这也不够呀，赶明儿俺去趸（批发之意）青菜卖了，给人家凑上那杆钢笔。”
第二天，爹拿着六个鸡蛋去供销社卖了三毛四分钱，带上家里凑起来的六毛七分钱，推着小推车，去十八里外的孙镇集市上趸了一些青菜，然后串村去卖。天快黑了，爹推着小推车，还剩下了一捆青菜。在快进家门的时候，被“造反派”“坐地炮”发现了。爹还没有来的及去买钢笔，就被“坐地炮”抓去揪斗，他们给爹扣上了一顶“投机倒把”的大帽子，把爹一天卖的青菜钱，连本带利都翻走了。
王有根见我家赔不了他的钢笔，第三天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王老师，并把那支坏钢笔交给了王老师。下午放学时，王老师把我留下了，她针对我偷拿王有根家的钢笔的事，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然后她拿出了一支好钢笔，对我说：“我已经知道了你爹为赔钢笔卖青菜挨批斗的事，看来你家一时半晌的也赔不了有根的钢笔，这是我的钢笔，比有根的钢笔还好些，你拿着这支钢笔，我领着你去有根家，赔他钢笔，再向他赔个不是。”
天快黑了，王老师领着我向王有根家走，当走到王有根院门口时，我看到那高高的门槛，腿就发软，抬腿是那么的费劲，我低着头跟在王老师身后，走进王有根家。王有根的爹娘亲热地和王老师打招呼。王有根见我躲在王老师身后，他指着我大声喊：“你这个偷笔贼，赔俺钢笔！”此时，我的脸一下子火烧火燎的，我羞臊地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王老师见我难堪的样子，赶紧说：“景起，还不拿出钢笔赔给有根，再向他赔个不是。”我拿出王老师给我的钢笔，不知说什么好，我低着头，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俺错了。”王老师说：“有根，你看看这支钢笔行不？”王有根接过钢笔看了看，他连蹦带跳地说：“行，行！”王老师说：“有根你把好钢笔留下，坏钢笔就给景起吧，景起回家用线捆绑一下还能用。”就这样，我得到了一支不该得到的羞涩的钢笔。
回家后，我和爹娘说了赔钢笔的事。爹一边用线细心地捆绑着那支摔裂的钢笔，一边对我说：“你要记住王老师的恩德，往后要做一个手脚干净的正派人。”我不住地对着爹重重地点头，眼里却闪着悔恨的泪花……
我十分感激王老师。这支钢笔，让我时刻记住，今生今世，不能再做丑事。
许多年过去了，这支羞涩的钢笔，我一直珍藏着。
六十年代文章7：茶山旁的老故事
文/孙夕坤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当时我还是个小孩，那个时期的生活很困难，经常吃不饱，连烧火的柴草都不够，经常跟随父亲到茶山里拾柴回家做饭，每天都能捡到大捆的干树枝，还经常捡到滑溜溜的松蘑。茶山里，物华天宝，像一位天地之间大舍大慈悲的菩萨，帮我们度过了那个又饥又饿的灰色年代。
说起我出生的小村庄还有一段古老的故事。我们祖先老家是清朝时茶山脚下的上洄村，康熙十九年，由于上洄村人丁兴旺，导致人多地少，于是勇敢的两兄弟就从茶山上洄村搬到这里。当时这里还是杂草丛生、起伏不平的一片荒地，凭着年少气盛的斗志，他们辛辛苦苦地平整好土地，感动了茶山观音菩萨，托梦给两兄弟，说这个地方曾经有位武生赶考路过，饥饿难耐，在草丛里捡到了一个大灵芝，吃过后，浑身充满智慧和力量，进京后考取了功名，成了大将军，后来率军在此打过七次仗，仗仗捷胜，于是梦醒后他们兄弟俩个就把村名定为七仗村（现在称为七丈村），刻好村名的那一天中午，有两个姑娘路过此地，仿佛天赐般地和兄弟俩在此地相遇，一见钟情，并于十五晚上以月老为媒定下终身，从此，七仗村一代接一代兴盛起来，村庄越建越大。
那个时期每年除夕，由于远祖在上洄村，所以七仗村的晚辈们都会结伴去茶山脚下的上洄村给祖先拜年，去了早了祠堂不开门，去了晚了还会被视为失礼，后来我村祖先商量，正月里将家谱抄下来，“请”回七仗村祭拜，还把上洄村坟墓启开将祖先遗骨“请”
些回村，在我村东北方向筑了三个大坟（1958年推平），此后，再也不用去很远的上洄村给祖先拜年了。
就这样，我们祖祖辈辈靠山吃山，到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茶山，在党和政府的指导下，勤劳朴实的茶山人建成了国家AAAA级风景区，又修通了平度直通茶山的旅游大道，既解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又把茶山周边的四季水果，从田间地头销售给了百万游客。茶山周边的村都靠旅游致富了，人民乐了，富裕起来的农民无不感恩党的好政策，希望家乡更美好。
六十年代文章8：远去的竹篮
文/杨进峰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出生在陕西杨凌的一个小村庄。在我儿时记忆里，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竹篮，人们不论是走亲访友还是去医院看病人，都会将礼品装在竹篮里提着去。
北方不生长竹子，竹篮都是从南方贩运过来的，北方人对竹篮看得格外珍贵，一个竹篮要用几代人。那时的竹篮做工非常精细，竹篮的提手上甚至还雕刻着花鸟及人物图案。竹篮形状各异，有元宝篮、四角篮，最常见的是一种长方形的由几层叠合在一起的篮子。
我家的竹篮，就是这种长方形的。听母亲说，她嫁给父亲后第一次回娘家，她的婆婆将回娘家的礼物就装在这个竹篮里，婆婆对她说，爱惜竹篮，轻取轻放，这个竹篮可是她婆婆的婆婆传下来的。母亲说，到了我见到这个竹篮时，它已经用了近百年了。
其实，那时各家各户用的竹篮都是有了年代的。由于时间久远，好多竹篮漆得锃亮，但朱色外表已开始剥落，包角的铜皮也蒙上一层铜绿。不论怎样，只要竹篮破了修补后还能使用，都会去修补，轻易是不会被人丢弃的。
竹篮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通风透气，装上食品能够存放较长时间不会霉烂。如果在竹篮里装上桃子、杏子、葡萄、西红柿、鸡蛋等怕挤压的食品，只要摆放整齐，不论你走多远的路，都不会被挤烂。
竹篮有如此多的优点，所以深受民间喜爱。在我有了记忆时，就知道北方流传着一句俗语：“竹篮打水一场空。”北方能够广泛流传这句俗语，表明竹篮在北方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同时也能表明当时的竹篮做工非常精细，这是在夸耀竹篮的每条竹篾之间的缝隙密得几乎能装水。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于工业的迅猛发展，商超里买任何礼品，都有了色彩鲜艳的豪华包装盒，包装盒上印有精美的图案，有的甚至还将价格印刷在包装盒的明显位置。即便是去普通的菜市场以及早市去买点家常蔬菜，卖货的商家也会给你一条一次性塑料袋。于是，竹篮被彻底淘汰了。
说实话，我曾讨厌将礼品装在豪华包装盒里，不是因为它浪费，而是因为我第一次提着它就遭遇到了尴尬。那年我十七岁，去一个远房亲戚家，母亲交给我一个巨大的红色礼盒，起初提着它我还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很有面子，可当我将礼盒提到亲戚家时，却看到其他客人提的礼盒被我的更洋气更大方，而且上面印着的价格高出我提的礼盒价格的两倍还要多。于是，我脸红心跳，感觉自己一下子矮了许多。
如今，我们生活中早已习惯了包装盒和一次性塑料袋，觉得确实很方便，空着手出门，想买什么，礼品就装在包装盒里。买水果蔬菜类虽然没有包装盒，但卖家会随手装进一次性塑料袋里。这些看似方便，却也常常给我们带来尴尬。包装盒里的礼品，很少有人去享用，而是东家提着走西家，西家提着走南家，南家再提着走到东家，成了一次完美的礼品旅行。有时，礼盒里的食品变质了，也不易被人发现。再说说一次性塑料袋吧，如果将熟透了的桃子、杏子等怕挤压的物品装进塑料袋，恐怕提着走不了多远的路，就会被挤破。
至今，我依然怀念竹篮时代。竹篮虽然笨重，但却环保，不浪费，提着它购物或走亲访友，让人与人之间没有距离感，更分不出贫穷贵贱，最可贵的是，竹篮装上物品不易坏。
六十年代文章9：货郎往事
文/翟正荪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摇着小鼓，行走在乡间小道上的货郎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笔者家乡陕西关中的乡下，常能看到他们风尘仆仆的身影。
我认识的货郎是位老头，个头不高，冬天穿着臃肿的黑粗布做的棉衣棉裤棉窝窝，腰里裹一条厚厚的粗布腰带。老头是邻村农民，春冬农闲出来溜溜担子，乡人叫他“摇鼓的”，他的鼓是一只旧且笨的拨浪鼓，两侧各一根辫子似的鼓槌，摇起来前后甩打，声音响亮且干脆。老头面善，人缘极好。一进村就有熟悉的大人小孩远远地站着向他打招呼：“摇鼓的，冷不冷？”老头也不答话，一边挑着担子走路，一边笑眯眯地举起手中的拨浪鼓，“不冷！不冷！不冷！”鼓声替老头做了回答。
老货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扁担两头是旧松木箱子。打开箱子，箱口上复一只木盘，木盘上摆的是些针、线、顶针、肥皂、煮青、煮蓝之类日常用品。货郎老头生意做得随和，若买主手头一时不便，可用鸡蛋顶账；若再不便，也可赊账。这时，老头便揭开木盘，从箱子取出一本厚厚的线订的账簿，取出毛笔和铜质的墨盒，一一放在另一边箱子的箱盖上。然后拔下铜质笔帽，斜着笔杆在墨盒滗了毛笔。然后侧过身子，一手端着打开的账簿，一手捏着笔杆和站在旁边的买主算账：“三根针。”“针，三根，中号，三分。”“两尺头绳。”“头绳，两尺，五分。”老头一边说话一边写字，泛黄的账簿纸上就多了几行流利且潇洒的行书。放在今天都是上好的书法。老头当过私塾先生，一笔好字是应该的。老头人和气，也并不全靠这副担子吃饭，有生意就做，没生意就和前来搭讪的村人拉家常。那些年冬天挺冷，常看见货郎老头挑着担子在残雪未化的村道上小心翼翼地行走，那“不冷不冷”的拨浪鼓声，至今想起仍令人心生暖意。
大约从上世纪60年代起，货郎们渐行渐远，后来几乎绝迹，邻村老货郎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只是他的故事时有传闻。记得还是农村吃食堂饭那几年，就有传说这老头曾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食堂饭吃不饱，村人得了浮肿病云云。有人佩服老头儿敢说实话的勇气，有人觉得老头迂腐得可笑，但更多的人担心这信毛主席能否收到。
那年天旱，我初中毕业回家务农。那天，我和队里十几个男劳力在村南的坡地锄包谷，太阳晒得满地包谷耷拉着叶子，汗珠子滴在地上刚湿了一点“吱”的一声就变白了。七上八下的锄头砍进晒得发烫的土地，只听见一片干燥的“嚓嚓”声。天气闷热，有人突然停下锄头没由头地问了一句：好久没见货郎担老头了，不知现在干啥呢？有人接茬说，他前几天曾见过那老头，是去公社开会的路上，老头是和他们村的四类分子走在一起，老头是四类分子中的坏分子。其间也有人停下锄头擦汗，但并无人接茬。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头，谁也没有心情再追问下去，有关货郎老头的话题就这样被淹没在起起落落的锄头扬起的尘土中。
多年来，我常常揣测老货郎给毛主席写信时的情景，农村吃食堂饭那阵儿，正是上世纪60年代初。当时老货郎已不再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他也和其他社员一样扛着锄头上工放工，排着长队去生产队办的食堂打饭。当时“四清”和文革尚未开始，农民在街谈巷议中还可以发点牢骚，食堂饭则是最遭村人诟病的话题。也许那天下工后老货郎吃了从食堂打回的包谷糁稀汤仍然饥肠辘辘，他有话想说，这些话他已想了很久。他从当年的货郎箱子取出墨盒和毛笔，就着一盏幽幽的油灯，铺开一张纸，也许这张纸就是从当年那本账簿上撕下来的。依然是和当年一样潇洒的行书，他趴在炕桌上给远在北京的毛主席写信。他没有政治企图，甚至谈不上勇敢和勇气，只是想给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他说的都是实话，他很平静，也很踏实；没有心潮澎湃，也没有跌宕起伏。他，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只是写了他认为应该写的一封信，尽了一个农民的本分，顶多尽了一个农村文化人的本分。事情就这么简单。
尽管这封信后来没有了消息，甚至有人怀疑毛主席真的能否收到，但一年之后，农村的公共食堂确实不办了，村人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活。如今，老货郎早已作古，偶与熟人说起那些旧事，似有隔世之感，然而于我，却总有些东西挥之不去。
六十年代文章10：土漆匠
文/千河
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在关中西府城乡，每逢春秋冬季节，总能见到土漆匠走村串户的身影，他们两三人一块，起早贪黑为承揽的活计四处奔忙。
土漆匠，就是用产于山中漆树上的天然生漆，俗称“土漆” ，又称“国漆”或“大漆”，油漆、描绘木质家具图画和饰纹的手艺人。其工艺过程主要有，打底子、刮面漆、磨砂皮、再油漆、描绘，最终油漆等多个步骤。那时候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我们老家的各家各户，最少养育有两到三个孩子，大多人家是养育四到五个孩子，这样一来，一年四季，村子里常有人家总在准备为儿子们娶媳妇，油漆家具是准备工作的重头戏，即在请木匠做好家具（箱箱柜柜，桌椅板凳，木盘和梳妆盒）后，就会请远近闻名的土漆匠到家里来打磨，油漆，描绘，美化家具。除油漆家具外，土漆匠也接揽为棺材油漆描绘的活计。
在我的记忆里，土漆匠为男性垄断行业，多为“三人行”，而且是“老中青”三结合，一个老者，带一个中年人，一个毛头小伙。老者为师傅，中年人是尚未学成的徒弟，毛头小伙则是刚入“行业”的伙计，显而易见，师傅是“精英”，是油漆和描绘上有“两把刷子”的技术领衔；中年人是“主要劳力”是打底子、刮面漆、磨砂皮、再油漆，搬挪箱箱柜柜，桌椅板凳的“干将”；毛头小伙嘛，理所当然，是给师傅和干将打杂当下手的“店小二”。由此，“三人行”的土漆匠，多为家族或亲戚式的组合。
土漆匠，油漆、描绘家具的技艺，完全是土法上马。一个好的土漆匠，做活的技术和质量，描绘的图画饰纹是否栩栩如生，漆面效果亮度如何，靠的是日积月累的感觉，凭的是炉火纯青的经验。众所周知，生漆是从漆树上采割的乳白色胶状液体的自然物，一旦接触空气后转为褐色，数小时后表面凝固硬化而生成漆皮。因而，生漆是被装进瓦罐或瓷罐存放的，用时先打开厚厚的封布口，再揭开凝固硬化而生成的漆皮，然后用专用漆刷蘸起给家具上漆，用后再依此还原保管，以防风干减少分量，同时也以备下次再用。
用土漆油漆的家具，色调相对比较单调，主要有大红，土黄，深红，香色和黑色等。在箱、柜、桌中，油漆、描绘好箱子是重中之重，因为这是要上大台面“显山露水”的首要物件。具体点说是在迎娶新媳妇的前两天傍晚，太阳落山之前，由新女婿背着送到女方家里，便于盛装嫁妆，在迎娶时再由男方派两名身强体壮的年轻人跟随送亲队伍抬回来，摆设在新洞房里最显眼位置，以供人们观赏。箱子呈长方形，长度约两米左右，宽约二十五到三十公分，高在三十公分到三十五公分之间，顶部有大小相同的盖子，后端用铜合页固定，前端有用于上锁的铜制装饰扣物点缀（龙凤、双喜字、圆形图案等）。箱子以桐木、秋木或核桃木材质做成，油漆时以大红为主色调，正面四周有用金粉为底色，描绘有黑色花纹的边框，箱面有装饰画，有整体画一幅的，有两幅或三幅独立绘图的，但内容一定得是相吻合、相匹配的组画，这是由土漆匠提供画册，主家经过筛选确定的。画册中样式不是很多，大多是喜庆的民间传统的真善美孝的典故画面，还有象征富贵的牡丹、孔雀、喜鹊、梅花、山水，以《红楼梦》《西厢记》中精彩故事场景为画面的工笔画……
用土漆油漆家具，是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给大小家具每上一次漆，晾干后就要用砂纸打磨一次，然后再上漆，再打磨，这样的工序需要反复十几次。图画和纹饰是在油漆最后一道工序前描绘的。在此过程中，家具要多次靠放在屋内的墙脚下，并用水把墙面淋湿淋透，起到“阴房”作用，同时用厚布遮蔽，以利阴干，因为在一定的湿度和温度下，漆膜方能干透。干透的土漆不会造成人皮肤过敏。记得二哥结婚前请土漆匠油漆描绘家具，箱子上先选的画面画出后，不是很理想，大哥指出后老漆匠二话没说，让另选一幅，从头再描绘，也没加收工钱。无声胜有声，反映出老漆匠好而高的职业操守和道德。
应该说用生漆油漆家具工艺，是我国民间传统家具工艺中对木质家具进行保养与美化的一种特有手段，是先辈们在漫长的原生态生活中积淀的古老技艺。不着色的家具则保留着木质天然木色与自然纹路。用现代眼光来衡量，生漆油漆家具工艺是一种绿色天然的制木技艺，对环境污染小，对人体危害小，对资源浪费更小，没有一丁点对人体危害性很大的甲醛成分。但也有缺陷，那就是比较耗时耗力，同时有的人对生漆过敏，易引起皮肤过敏、瘙痒、甚至渗出等，因而，对生漆过敏的人是不能从事这个行当的。家中如果有人对生漆过敏，在油漆家具时，就要退避三舍，以防不测。
改革开放后，城乡差别在快速缩小，随着组合家具、板式家具，新型材料家具的普及，城乡早已无人自家做家具了，土漆匠自然而然就被淘汰了。如今在城乡已无土漆匠踪迹。
六十年代文章11：故乡的甜水井
文/来宝胜
爷爷于六十年代盖起几间瓦房，在距离房子不远处的小山湾挖一个水井，小山湾就取名水井湾。水井四周是繁茂的荆棘蒿草，井深不过三尺，水从山体渗出流入水井，叮叮作响。
雨季山体渗水多，手指头粗细的一股清流汇入井内，井满了溢出井外流走，干旱时节季节，流出的水只有麻线丝儿那般细细的一股，只是勉强够用，个别年份，夏季伏旱日头暴晒四五十天，早苞谷叶子干得能点着火，水井再也渗不出水来，干的见了底，只好到一里地之外的陈家水井去担水。
水井寂寂无声，像无言的守望者陪伴主人，老水井的水质优良，清冽甘怡，烧水壶十几年没有水垢。
老水井是附近几家吃水的水源，强壮劳力用木水桶担一满担，百八十斤。挑着一担空桶到水井，要么是用水瓢舀，要么是提桶瓮到水里一满桶提起来。从六七岁开始，我们姊妹开始用烧水铁壶提水，再大点儿是姊妹俩抬半桶水，再大了挑半担两个半桶水，十六七岁后挣扎着挑回满担的水。
从家里到水井这段几十米土路石台阶，留下我们姊妹不断长大和同心协力抬水的足迹。个别时候水井干了，就到陈家水井担水，也到白杨树湾担水。白杨树湾到家里是很陡的上坡，扁担把肩膀磨生疼，心里念叨着，快到了，不远了，或是想点别的，硬是憋着一口气把水担回去，在这段路担水，磨炼了我的意志和耐力。
有水吃的时候没觉得水珍贵，缺水时才知道没水吃的日子有多艰难，为了省水，一家人共用一个脸盆洗脸，洗脸水用来洗脚，洗完脚的脏水用来喂猪。
家乡人对水井的感情特别浓厚，在井边担水时，互帮互助，打水时互相谦让，手里忙着活计，嘴里拉家常。他乡相遇，如果有人说我们是共一个水井的，那是真正的相邻。离开生养自己的故乡叫背井离乡，可见水井于人，是第二生命。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一些农户选择高处较远的水源，挖了水井埋下塑料水管，直接把水引到家里的水缸，有的修了水窖用水泵把水抽到家里，因为用水条件的改善，乡民们的生活条件有了根本改善，更加注重生活卫生，人也变得清爽干净，越来越活出人的样子来。
六十年代文章12：难忘罐头瓶
文/司文
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农村娃，基本上都知道“背馍”是咋回事。那时候交通不方便，住校的学生多半离家比较远，每周日下午从家里走的时候有两件事必须安排好。
一是装一袋子馍背到学校，这是一周的主食。当然冬天一次可以背一周的，其他季节只能背三天的，因为时间长了，馍就发霉，所以我们这些住校生每周三下午可以再回家背一次馍。
男孩子一般每天吃四个馍，女孩子大概吃三个。学校免费提供开水，所以早餐很简单，就是开水泡馍，掰一个馍，放一点盐，倒一缸子（带把的搪瓷缸子就是专用饭碗）开水就行了。
第二件就是装一罐头瓶咸菜，这是一周的菜品。那时候农村家里有学生的，一般都要多准备几个罐头瓶，玻璃瓶很容易碎。如果家里没有罐头瓶，就得向邻居借。因为只有逢年走亲戚的时候才会买罐头那样的高档礼品。记得有一年春节我去姑妈家走亲戚，姑父姑母用黄桃罐头款待我们好几家的亲戚，每人可以分一小片黄桃，我怕别的孩子和我抢罐头瓶，主动要求放弃吃那片黄桃，坚决要那个罐头瓶，惹得大家都笑了。
大部分农村娃家里都没有钱，食堂里那些简单的炒菜是专门供老师和城里学生的。我们住校生几乎每人都自带一罐头瓶咸菜，有的是生白菜、腌黄瓜或者萝卜丝，绝大多数都是胡萝卜丝白萝卜丝交替带。午饭的时候就倒出一点自带的咸菜，买一碗玉米糁稀饭（从家里带上生玉米糁兑换成粗粮饭票），再吃两个馍。晚饭也是开水泡馍，只不过可以拨一筷子咸菜。有的同学分配不好，如果这次带的咸菜好吃，头几顿就放开吃，结果到最后一两天就干瞪眼。
几十年后的今天，物质已极大丰富，新鲜的蔬菜水果四季都能吃上。但我逛超市还会买一些罐头吃，吃了里面的果肉仍然舍不得扔掉罐头瓶，我会把它洗得干干净净，还和从前一样，把它倒扣在案板上空干水分，然后再放别的东西。
六十年代文章13：“灶老爷”
文/汪晓佳
我小的时候是五六十年代。记忆中，每逢过年，大人们都要从集镇上买来一张“灶老爷”。这“灶老爷”，是在一张四开微黄的软纸上，印有一位头戴带翅的官帽，飘逸的胡须，满面笑容的古代慈祥老人画像。画像的左边有“上天言好事”，右边有“下界保平安”，上边是“一家之主”字样。人们买回来后，一般都在年三十早上贴门对子的同时贴在锅灶旁边的墙上。讲究的人家，要在“灶老爷”下面设有一盏香炉，磕头礼拜，还要在吃饺子的时候，用勺子舀点面汤洒在“灶老爷”面前，还要盛上半碗饺子放在锅台上，以便让“灶老爷”也和全家人一起吃饺子、喝汤。有“灶老爷”在，人们的心情是温馨的，似乎锅灶里的柴火都是欢笑着的。
我最喜欢看那贴在锅门口墙上的“灶老爷”了。你瞧，他那面容是多么慈善，多么的笑容可掬；那左右上缀有的三行字，让人是多么的温馨和踏实。看到他，辛辛苦苦了一年，人们把过去的苦涩忘记，就这样，面对“灶老爷”，似乎无形中便涌现出了新的一年诸多希望和美好。大人们觉得，新的一年，有了“灶老爷”保佑，一家人的生活便就没有过去不了的坎。
实际上也并非如此，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我没有考证过，这大概贴“灶老爷”的习俗由来已久了吧？从历史上看，远的不说，当然也是不知道，就拿清末和民国来说，想象中，“灶老爷”肯定是贴了的，因为既然是习俗，不可能是从新中国建立后才形成的。但是，贴上“灶老爷”，人们还不是照样吃糠咽菜、食不果腹、流离颠沛，提心吊胆地过日子？那“灶老爷”对天上“言好事”是怎么说的无从知晓，但未必就能在下界“保平安”。这“灶老爷”只不过是主观愿望是好的罢了，实际上，一纸画像，他哪有那能够左右人世的能耐？
社会在向前发展进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泱泱大中华真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华夏子孙有时候虽然也因种种原因过点苦日子，但毕竟是天下太平了，日子是安稳的，人们过的就是烟火味。人生在世，酸甜苦辣咸都得尝尝。不言而喻，是党和国家才是真正地履行了“灶老爷”下界“保平安”的神圣职责。于是，那个被贴在墙上的“灶老爷”便渐渐地在人们的头脑里淡化，被他替代的则是党的领导所带来的恩泽。我已经有很多年很多年没见过农村人在过年时贴“灶老爷”了。人们非常清楚地明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给人民带来享不尽的福祉。
现如今，倘若还有贴“灶老爷”的人家，那只能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种美好的祈盼。而这种被祈盼的美好年景，一定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得以实现，并绵延至千秋万代、子子孙孙……
六十年代文章14：大漠行
文/王渭平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从关中农村应征入伍，驻防大西北。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炊事班。我们部队很奇怪，没有枪，没有炮，戴眼镜的却不少。
次年二月，部队组建一支分队，由首长带领，外出执行任务。人员多为戴眼镜的。我随炊事班出征造饭。分队配属有多辆汽车，用于运载人员、设备和生活保障物资。
数日后，分队行至一座山阴下。时值早春，山坡上残雪依稀可见。连日来，一直呼吸着沙漠干燥空气的肺腑，突然吸入寒冷新鲜的湿气，令人顿感透心的凉爽。
首长命令，在此搭建帐篷，展开工作。我在班长带领下，支锅生火烧开水。六点准时开饭。晚饭后，各帐篷都亮起了电灯。戴眼镜的随即投入工作。有两座帐篷不停地传出嘀嘀嘀嗒嗒嗒的声音。
我原以为在生产队劳动很累，谁知坐汽车也很累。一躺进帐篷，就呼呼地入了梦乡。深夜里，山下突然嘭的一声巨响，把我从梦中惊醒。我嗖地坐起，猛喊：“帝修反！”紧接着，又是几声嘭、嘭、嘭。我立即披上大衣，正要冲出去。只听班长怒吼：“睡下！”“啥？”我反问。班长起身再严令：“睡下！”我怀疑，这家伙不是自己人。我想着，帝修反端着上刺刀的大枪，向我们逼来。想着，想着，睡着了。
翌日黎明，我冲出帐篷，查看敌情。结果是，一切照旧。我不明白，昨晚哪儿来的炮弹声。班长解释说：“那是汽油桶发出的响声。”“声咋那么大呢？”“个个都像老瓮似的，声能不大吗？！”“为啥只在半夜里响呢？”班长轻蔑地说：“汽油桶嘛，就那德行。”“怎么会有那德行呢？”班长不耐烦了，说道：“你去问戴眼镜的。”
忽一日，首长命令，拔营转移。我又坐上大军车，随分队北上。临近中午，前方冒出一堵土红色的高墙。下接地，上连天，翻滚着迎面扑来。我们接到命令：后队变前队，撤！车辆如惊马之驰，一路狂奔。最后，集中在一片空地上。原来，这里是一所小学校。干部战士立即躲进教室。瞬间，白昼成黑夜。只听门外，飞沙走石。撞击声，断裂声，声声震耳揪魂。后来才知道，我们遭遇了黑风。
次日拂晓，黑风遁去。留下的是旮旯缝隙尽黄沙，就连鼻腔喉咙也擤不完咳不净。车队沿原路重踏征程。司机们好像要抢回被损失的时间，狠踩油门，飞驰在浩瀚大漠的战备路上。虽然路面像搓板，一渠一塄，但车速越快越平稳，不颠不簸。我大衣一裹，两眼紧闭，享受着风驰电掣的刺激与快乐。
黄昏，车队爬上一座高地。高地上有一排平房，其侧有座褐石山冈。山冈中涌出一眼清泉。人工将其凿成盆状，攒水饮用。这里建有气象站，站内仅数人，终年坚守于此，难得见个外人。对我们的造访，兴奋异常。
分队于大漠旷日持久，我已不辨当日是何日。忽然有一天，收音机里传出我国首颗卫星遨游太空的消息，还响起《东方红》的乐曲。声音特别清晰、特别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