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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的文章1：抛瓦
文/徐祯霞
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十多年前，人们盖房子，多用瓦片封顶，有“红瓦”，也有“灰瓦”，这两种瓦片都是用黏土烧制出来的。
在农村，盖房子可谓是一件最隆重的事情了，下屋基要看日子，开板筑墙要看日子，上梁要看日子，上瓦封顶也要看日子。因为，这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关系到一家人的生活与兴旺发达，因此是丝毫含糊不得的。
上瓦封顶这一天，全村的人都会来帮忙，家里即使再有事，也得将事放一旁，一个村里的人，大家都如兄弟，兄弟家最大的事，是不能不去帮忙的，否则，事后会被人指脊梁骨的。因而，就算是再大的房子，因为人多，一天也就顺顺当当地盖好了。
一家盖房，全村忙碌，一村的男女老少都会到场，男人在屋外忙，女人在屋里忙。屋要盖好，饭也要做好，活卖力地干，饭往饱里吃。这一天，最显手艺的不是饭菜做得如何好，而是抛瓦，抛瓦是惊险漂亮的绝活，是盖房子中最吸人眼球的场面。
抛瓦者，多是两人一组，一个在上面接，一个在下面往上抛，好的瓦抛上去，破损的瓦抛下来，一丈多高的房子，瓦片就像一个飞碟一样，在两个人的手中飞来飞去，那优美的弧线在我眼里，就像是天边的彩虹，有说不出的神奇与美丽，我常常站在旁边一看就是半天，在我的惊讶和钦佩之中，抛瓦者却能谈笑自如。
在我以为，单片的瓦就像打球，你打来，我接住，我打来，你接住，这是一种单一的一对一的互动，只需要考验人的眼力和方向感。而抛瓦片不同，它是由很多个单片的瓦组合在一起，一般情况下，最少是五片，五片瓦组合在一起，厚厚的一叠，在抛瓦的过程中，要让这些瓦能按照一个速度飞上去，又能被抛瓦人整个的接住，这是一种高难度的技术活。倘若掌握不好，瓦片就会自动分离，散向别处，打碎了瓦片不说，还可能带来危险。
抛瓦者，在一个村里，最多也只有那么几个人，多是反应敏捷眼疾手快之人。这是一种能力，也是长期训练的结果。多数人是不敢尝试这种技术的，就算在下面试试手，也少有人敢在盖房子这样正式的场合上到房顶上去显露一番，因为玩得好了是精彩，玩得不好就会出事故，唯有胆大心细者才敢为之。
一幢房子的瓦片，少则几千，多则数万，这些瓦片全是由抛瓦人一叠一叠地抛上去的。早起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到房子盖好算是结束，这种运动几乎要持续半天或者是一天。实在是胳膊酸了，调换个位置，上面的下来，下面的上去，仍旧继续做“抛物线”运动，如果把抛瓦片比作打球，这绝对是一场高难度非常有看点的球赛，这不仅考验人的眼力心力及定力，而且还要考验人的体力与耐力，每一叠瓦片都有着沉沉的分量，要把它们整团安全地抛上去，且不能失手，这不仅是一种技术，确为一门绝活，而这种绝活，唯有抛瓦人自己才能掌控。
而今，我离开了农村，再难见到抛瓦的景象了。当然，现时的农村，几乎已没有人再盖那种老式的瓦房了，但那抛瓦的场景以及抛瓦人的从容淡定与收放自如却时常活灵活现地浮现在我的脑际，那些瓦片仍旧不停地在我的脑海里上下翻飞，一如从前。
或许，很多年后，没有人再见到抛瓦，也没有人再知道如何抛瓦。当然，也就更没有了抛瓦人。那么，抛瓦是什么？抛瓦便成了来自民间的一种久远的传说。
关于农村的文章2：记忆中的乡村电影
我们农村有个习惯，谁家碰到了什么大事——如媳妇生儿子，孩子考大学，老人生病等，就要在神前许愿，以求得神灵的保佑，愿望实现，就得还愿；愿可以不许，但许下了不能不还。而所许的愿，通常是演一场电影。因此那时的乡村电影，主要是给神看的，人不过是沾了神的光，才得以一饱眼福。
演电影大都在冬天，天虽冷，人却闲；场地就是村里较宽阔的街道，因为没有专门的场所。黄昏时分，放映员把电影片子从乡影院带回来，消息马上传开，一传十，十传百，不一会儿大街小巷就沸腾起来。大人们关心议论的，是谁家演电影，为什么事演电影；而孩子关心打探的，是演什么片子，几点开演。然后就是焦急的等待，夜幕却迟迟不降临，妈妈做饭也似乎特别慢。尤其是听到鞭炮声（那是主家在放映前的祭祀，也是电影开演的标志），恨不得马上就飞奔而去，妈妈就会又安慰又呵斥，一定要让吃了饭再去，说天冷，不吃饭会冻掉耳朵。
真到了放映地点，电影却还没开始。放映机映着雪白的银幕，银幕下挤满了高高低低的小板凳，——那是占位子，人却不多，只有一群心急的小孩子，银幕上是他们此起彼伏的小拳头，小巴掌。
人一会儿就多起来，电影也终于在期盼中开始了。一般演两个片子，第一部是唱戏片，像《抬花轿》、《徐九经升官记》、《倒霉大叔的婚事》等，这些片子符合上年纪人的胃口，年轻人、小孩子却提不起兴趣。年轻人和孩子盼的是第二部，通常是武打片或枪战片。放映员一换片子，立刻响起一阵欢呼声。随着镜头的出现，四周变得鸦雀无声，人们沉浸在紧张激烈的情节之中。谁要是恰巧以前看过这部片子，不免心里痒痒，自觉为别人承担解说员的义务，预报情节，评判人物，感觉十分自豪。而我，那时最神往的是电影里一桌子的美味佳肴，还没动筷子呢，就乒乒乓乓开战了，想想都流口水。
此时，谁要是猫腰从银幕前走过，挡住了镜头，就会招来一片嘘声或口哨声。但如果过来一辆拖拉机，无论多么不情愿，人们还是不得不站起来，让出一条狭窄的缝隙，催促司机快过去，但司机这时不为所动，小心得很。最糟的是天公不作美，半中间下雨了，总不能冒雨看电影吧，即使这样，人们也要坚持到雨下大了再离开。
回家路上，评价人物好坏，探讨武功高低，就成了争执不休的话题，甚至明天上学，还会把疑问带到学校，跟伙伴们再津津乐道一番。
在那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双重匮乏的年代，电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道美餐啊，就是它，伴着我们，度过了贫困但快乐的儿童时代。
关于农村的文章3：曲连馍
文/杜益茂
在关中农村一些地方，有做、送曲连馍的民俗。
曲连馍是舅家送给外甥的一种圆环形的馍，馍面上有各种寓意吉祥美好的花纹和图案。外甥满月女儿必须在娘家立窝窝，临别时舅家要给满月的外甥做一大一小的曲连馍，大的直径约一尺五寸，能让外甥从曲连中钻过，寓意平安度过一生成长中的难关。小的曲连馍可套住外甥的脖颈，意为把外甥拴住，使其一生中无病无灾，健康成长。以后每年农历五月，舅家要给外甥送曲连馍直到十二岁。民谣曰：“麦稍黄，女看娘。麦场卸拨枷，娘去看冤家。”所说的娘去看冤家，就是舅家给外甥送曲连馍。不过这时的曲连馍不是一大一小，而是二十个如同老碗口大小一样的曲连馍。据说，以前是男孩曲连馍中间不挖圆孔，是女孩曲连馍中间要挖圆孔。后来演变成不管是男孩或女孩，送二十个曲连馍中，其中十个是圆环形的，十个是实心的。
每年夏收后新麦下来，娘家特意留下上等面以做曲连馍。曲连馍和面和蒸馍烙馍一样，不同的是在揉面后掺上青油、鸡蛋、红糖等，做成大饼样，再在饼上加上花椒叶、茴香或芝麻。那些圆环形的曲连馍，是把面团搓成条形块状，像捏面人一样，把曲曲弯弯的条形面团一块一块连结起来，故称曲连馍。这时家人包括母亲、妯娌、子女，甚至请来隔壁两邻心灵手巧的能媳妇，围在案板边，“八仙过海，各显身手”，做各种栩栩如生、形象逼真的曲连馍，最多的是十二生肖，如兔、鸡、龙、蛇等，再用红、蓝、黑颜色点上眼睛、鼻子、嘴、耳朵、胡子、尾巴等。在十个实心的曲连馍上，用木梳、篦子，精心刻划，或把馍面拓在草帽上，形成吉祥美好的花纹和图案。然后在大锅里烙烤熟，一锅只能烙五六个，二十个曲连就得烙烤四五次，或在蒸笼中蒸熟。
送曲连馍这天，把曲连馍或放在一大盘内或馍篮中，上面盖上大红布，再搭配上时产的杏子、黄瓜，显得落落大方。到了女家，女儿和外甥早在门口等候，热情迎接招待，外甥手套曲连馍，头顶曲连馍，活蹦乱跳在院中或村头衔尾，吃着玩着。
送曲连馍不能过农历五月，因为紧接着是忙罢会，该是女儿给娘家送礼了。
关于农村的文章4：回农村老家
文/钱彦豪
那个星期六，妈妈开车带我和外婆回农村老家。
一路上，我看见公路两边大片的绿色庄稼。我问妈妈：“这是水稻吗？”妈妈放慢车速，摇下车窗玻璃，肯定地说：“是的，你仔细观察是不是绿色当中夹有黄色的东西，那就是稻谷。”我仔细一看，确实如此。
到了妈妈老家，我一下车就直奔花生地。到了花生地，只见地里长着一片一片绿色的叶子，像草一样的东西，这就是花生苗。抓住花生苗用力拔，只见它的地下茎上长着一串串花生，剥开硬硬的花生壳，里面是一粒粒红红的花生米。妈妈告诉我，因为花生跟其他的植物不同，花是开在上面的，果实长在泥土里，所以又叫“落花生”。又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也叫“长生果”。原来花生还有这么多学问呀！
后来，我又去邻居家玩，发现他们家的石榴树结着又大又红的石榴，像一只只红灯笼挂在上面，好看极了。熟透了的石榴裂开了缝，往里一看一粒粒鲜红的果实整齐地排列着，诱人极了，我馋得直流口水。邻家阿婆摘下一个请我吃，剥开皮，里面是一粒粒玛瑙般的果实，我拿了几粒放进嘴里，甜甜的，十分好吃。
回家的时候我们满载而归，有花生、石榴、丝瓜、青菜等，这些都是绿色食品。
关于农村的文章5：难忘农村改革那一幕
文/文丕谟
40年前，我有幸参与了武都县的农村改革。如今武都农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忆往事，心情依然很激动，感慨很深。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都沉浸在欢乐中。刚刚经历了一场大劫难的中华民族，都在冷静地思考着。当时，我是武都县新闻战线上的一员，职业习惯告诉我：新闻报道也应该换个写法了，我想去农村做点调查。每天在农村奔波，应该说对农村是很熟悉的。但是，粉碎“四人帮”后，农民在想些什么呢？
我选择了武都县三河公社。三河，顾名思义，三水环绕，四山竞驰，耕地挂在半坡上，农民生活很苦，但是，他们有一颗不甘忍受贫穷的强烈愿望。我曾采写过通讯《三战三捷》，盛赞了三河人民在悬崖绝壁，劈山开渠，引水浇地，在乱石窝里炸石造田的生动事迹。《甘肃日报》以显着位置刊登。我随身携带收音机，随时收听中央新闻，在三河公社一待就是一年。
我从调查农民的生活状况入手，了解农民的思想状态。重点调查了小石、半山、马河三个大队。这三个大队农民的生活状况让我震惊。强壮劳力干一天活，记10分工，每个工只值一角钱。一年出满勤，也只能挣得36元。全公社只有十分之二的农民能够吃饱肚子，干稀搭配；十分之五的农民，每天喝稀的，勉强度日；还有十分之三的农民，晚饭出现断炊现象。国家每年给三河公社调拨大批供应粮。粮食分配实行基本口粮加按劳分配，多数农民都要交口粮款。我调查过脱产干部家属的生活情况，他们每年要交二三百元的口粮款，还要用工资收入从集市买回近千斤粮食才能糊口，喂猪养鸡几乎成了多数人的奢侈品。我和刘佐才去半山大队下乡，村支书招待我们吃饭，一把麦草，一锅洋芋，一碗酸菜。我手拿洋芋，思绪万千：解放近三十年了，我们愧对养育我们的农民呀！一种良知撞击着我的心。我们的农民是最苦，这种苦很难用文字来表达。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登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让我震惊，也让我陷入深深地沉思。我把它压在枕头底下，记不清看了多少遍。它写得太深刻，也太明白不过了。什么是实践？实践就是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我们的认识不是凭空而来的，应该先有实践，而后才会有认识，哪一个正确的认识不是来源于实践呢！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把实践放在了第一的位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农村极度贫穷，这个教训还不深刻吗？
可是，实事求是太难做到了。是应该检验一下农村实践的时候了。当时的武都县委书记刘兴奎去洛塘下乡，在三河找到我，要我为他写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体会文章，我就以三河公社的实例谈了我的想法。据说，刘书记在学习会上发言时，只谈事实，不敢涉及观点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敏感了，还没有人敢捅破它。
1987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会议，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虽然对会议精神还理解甚浅，但我意识到，三中全会之后，一定会有大的社会变革。
三河公社要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我提议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演出形式，吸引更多的农民前来参加。公社干部和工作队员中有许多人具备一定的文艺专长，有拉二胡的、吹口琴的、拉手风琴的，有唱歌的、唱戏的、朗诵诗歌的、说快板的、说对口词的，还请了学校里的师生登台演出。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演讲会，一边演出，一边宣讲文件精神。台上有说有唱，声情并茂，台下群情激昂，聚精会神。太阳已经落山，而农民群众的兴致并未消减。
演出结束后，他们踏着苍茫的暮色，缓缓地向山上走去，沉思的背影是那么清晰，似乎有一种力量积蓄在心中。有个中年农民悄悄问我：三中全会提出要实事求是，是不是允许我们分户经营？他说，前几年，我们队把地划到户经营。公社书记发现了，三番五次跑来纠正。书记来了，我们就说：“书记，你把心放在肚子里，我们再不这样干了。”书记走了，我们依然偷偷地干。那几年，我们农民虽然不挨饿了，可是政策不允许。
我把这次的农村调查送到县委，还写了一篇内参，寄给新华社甘肃分社。
1979年底，我被通知成为县委秘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像一股强劲的风吹拂着中华大地。县委举办解放思想大讨论学习班，一些人的思想转不过弯。有个同志说：“家庭承包是自己否定自己。”一接触生产关系问题，我才发现，要彻底消除人们心中的余悸，并不是吼一声就能奏效的。“一大二公”“左比右好”，在许多人心中牢牢扎下了根，似乎成了一种定式。县委要我们写学习小结。我想，解放思想就是重新认识过去的实践，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适应就是失败的，就要摈弃。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么低，一唯地实行大生产的经营方式，必然是适得其反，越搞越穷。过去只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恰恰是忽略了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那样的认识既无本，也无源。应该把颠倒了的认识颠倒过来。我的观点得到当时的地委书记钟永堂的认可。
当时的三河公社书记赵国安邀请我参加公社的讨论会。他们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全公社实行“划地到户，分组经营”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当时的县委书记郭一平看了我的调查报告，转发全县参考。
1980年，县委又一次召开“解放思想大讨论”学习班。大会动员，小组讨论，气氛热烈，各公社书记纷纷表态要作解放思想的排头兵。我主持撰写了大讨论的学习报告，题目是《解放思想的再教育》，地委很快转发学习。
全县的农村生产责任制，经历了分组经营、联产计酬和家庭承包的大包干到户的探索过程
经营模式确定后，全县农村迅速掀起了分田到户的热潮。县上干部几乎倾巢而出，帮助农民拟订方案，划分土地，建档立卡。我依然到三河公社去搞调查。天气晴朗，但寒气袭人。站在山梁上，放眼望去，山沟里，坡地上，到处是人头攒动的身影，拉线的、打桩的，前呼后拥，一片繁忙景象，划地的人刚刚离开，送粪的人已经到了地里，真有点人欢马叫的气象，就好像滚滚的春潮把严冬的大地激活了。农民们把土地承包视为农村的第二次土改，视为农民的盛大节日。有个农村干部打趣地对我说：“土地分到家，心里乐开花；明年你再来，让你顿顿吃面疙瘩。”全县土地承包责任制很快全面落实。
如此大规模的土地承包工程“平安着陆”，竟然没有出现一点问题，我明白了：只要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农民打心眼里是高兴的。他们从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大集体的弊端，也尝到分户经营的甜头，这大概就是经济规律的力量吧。
关于农村的文章6：吻
文/寂寞的游鱼
也许，是因为出生在农村的缘故，尽管在这大都市摸爬滚打了十几年，可我就是不知道对女人甜言蜜语。我总认为，爱一个女人，就应该用心去爱。在这什么都可以做假的年代，唯有一颗淌着血的心是不能做假的！
当进入恋爱的年龄，我却不知道什么叫爱？更没有哪个女人愿意与我恋爱；当到了结婚的年龄，我却是刚刚在恋爱的路上起步。不知是怎么回事，恋爱是谈了一次又一次，就是没有一次能水到渠成。我问所有与我谈过恋爱的女孩，是我不好吗？她们都是异口同声地说：你是一个好男人，就是不知道对女人坏一点，要是对女人坏一点那就好了！我说：我该怎样坏呢？女孩听了，都是粉嫩嫩的脸红得象个大苹果似的跑开了，只留下孤单的我，好一阵莫名其妙。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知道该怎样坏了。在女孩谈恋爱谈到一定程度时，就应该不时的说一些甜言蜜语；当感情发展到一定深度时，就应该对她献上暖暖地、甜甜地吻；如果她说不，就要更加大胆、热情。女人认为，吻是代表深情与热烈。可我在恋爱时，总是一味的保持适当距离，既不深情又不热烈，活该我孤独了。于是，我在心底里发誓，再有一个女孩愿与我恋爱，我一定深情些、热烈些，并速战速决。没想到，爱情还真是这样发生了。
我与妻子从认识到结婚，只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没有花前月下，没有深情与热烈了，更没有吻的交流了。婚后，妻子频频向我讨债，要我对她说：“我爱你！”要我吻她。我说：一声“我爱你”，一个吻对你就那么重要吗？妻说：你说了，做了就表示你真心爱我！我说：难道我现在不爱你？难道只有“我爱你”和“吻”才能表示我爱你？妻无语。
有一天，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这一段话：人啊！第一吻是强夺来的，第二吻是哀求来的，第三吻是要求来的，第四吻是毫无表情接受的，第五吻是忍耐承受的，第六吻以后就像上下班打考勤那样，不打行吗？我看完后，也要妻子看了一遍。等妻看完，我说：你希望我给你的吻，就像上下班打考勤那样，非打不可吗？我不想我给你的吻，带有一丝一毫的虚情假意！妻子默不作声了。
在此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妻子都不再提什么“我爱你”、“吻”之类的话题了，我的心情也平静了许多，就认真地审查自己对妻子爱的深度。我的心告诉我，我是真心爱她的，儿子是最好的证明！
有了这样的感觉，一切都变得自然多了。一次与妻子亲密无间时，我情不自禁地吻了她，一吻过后，妻子已是泪流满面了。我一边吻干她的眼泪，一边听妻喃喃自语：吻，让我感到婚姻的幸福和来自生活的由衷的喜悦，我只希望在相互的吻中，走完我们漫长的一生！
关于农村的文章7：家乡大蒜香
文/李恩维
老家山东农村是个盛产大蒜的地方，它也成家乡主要的土特产品。每当秋季收成结束，整好了地，种大蒜的活计就开始了。在村外的田间地头，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种蒜的人们，或端着盆子，提着篮子，都在忙忙碌碌地种植大蒜，场景非常壮观。
俗话说：“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种蒜和种麦是同期进行的。必须是在秋分这个时候，如果种早了，因为气温高，大蒜就会生长迅速，长过了劲，第二年，就长不出大蒜头。乡亲们称这种现象叫“过苗”。种晚了呢，天寒地冻，蒜种发不出芽，单薄的身躯就会烂在了地里。
种蒜有一整套的程序，掰蒜种、拌药、施肥、浇水、下种，一环扣一环。种蒜也是很累人的活儿，你必须弯着腰一颗颗的把蒜种栽到刨好的沟里，然后罩上塑料薄膜，再浇上一遍水。蒜种下地后，用不了几天，蒜瓣就拱出土来，芽尖儿刺破塑料薄膜。由于这个时候的大蒜苗的根部还在塑料薄膜里面，天气再冷，只要冻不了根部，蒜苗就能顽强地活下去。当第二年的春天来了，大蒜猫了一冬，憋足了劲，叶也长得快，又宽又长，绿莹莹的。等到大蒜成长定型时，蒜薹就冒出来了。蒜薹是乡亲们的第一次收获，乡亲们要在蒜薹老气之前恰当的时间，把它抽出来，卖给前来收购的蒜商。
我从记事起，家里就年年种蒜，一直到我工作，大蒜都是我家有限土地里的重要经济作物，我们上学的一部分学费可要靠它。七八岁开始，就参与种植、辫蒜、晒蒜了，也时常跟上父亲上街去卖蒜。如今村里人每家种蒜都在一二亩，有的人家种的更多，镇上建了好几家大蒜脱水厂，加工大蒜、蒜片、蒜粉、腌制蒜米等等，既解决了大蒜的销路问题，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这不，到了收蒜的季节，乡亲们在体会收获的喜悦，家家户户在拔蒜，晒蒜，忙得不亦乐乎，一天下来，大都累得腰酸背疼，但还是乐此不疲，看着饱满硕大的蒜头，他们的脸上分明写满了丰收的喜悦。这时候农田里的麦子也黄了，可以把收获的大蒜整理、辫成方便晾晒的蒜辫了。晒干后，乡亲们把它盘成垛，上面围上挡雨的草毡子，放置在院子里或大街两旁，就像一座座蒙古包或小岗楼，这也是我们那里乡村的一景，你如果有兴趣去村子里走走看看，一定会被这一独特的风景所陶醉。
大蒜是家庭中离不了的一种调味品。炒菜的时候，剥开大蒜白色薄衣，露出晶莹玉白的颜色，放上一枚拍碎的蒜丁，那味道就是不一样。我们全家人都爱吃蒜，当然也包括我，我打小就喜欢吃蒜，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也不管是腌的还是炒的，有蒜就有食欲，有时都被辣出了汗，可是还是忍不住要吃。直到现在，我仍然特别钟爱煎饼卷上两根蒜薹，就辣疙瘩腌菜，那个好吃劲儿就别提了。要吃大蒜，当然不能局限于吃蒜薹，还要吃蒜泥，新蒜下来，是最好吃的时候。喝咸糊糊，吃新蒜泥拌熟鸡蛋，感觉天下食品没有比得过它们的。素日里，村里人凉拌菜，吃饺子，总要用蒜臼捣一碗蒜泥，淋点香油，加点醋、酱油什么的调着吃、蘸着吃。那真是又香又辣，一份生活里绝妙的享受。
每年收完大蒜，亲朋好友来城里都会给我带来几辫让我尝鲜，每当这个时候，大蒜便勾起了我对乡村生活美好的回忆。
关于农村的文章8：凭什么男人要进厨房
文/韩勋
农村孕育城市，也孕育制度。比如男主外，女主内；男人挣钱，女人管钱；男人把麦子收了，麦秸拉回家，女人用麦秸烧饭暖炕……女人把面条擀好煮熟，调好酱油醋，油泼辣子，端到男人手里，男人不说谢谢呼噜呼噜一吃一个痛快。女人做饭，男人端碗，这就是一条居家制度。
我一个老同学，高级工程师，家里实行的就是夫人做饭制。去年起夫人到北京伺候女儿月子，一走一年多，从未进过厨房的老同学立马觉出日子不滋润了，对付肚子成了难题。当然楼下小饭馆林立，吃过一个月胃却有了意见。无奈之下试着走进厨房，先从煮方便面开始，再到下挂面，炒米饭，半年之后终于吃上了菠菜炒豆腐。
一日同学们到他家聚餐，自然没有他掺合的份儿，只能垂手在厨房外伺候。里面问：老抽在哪儿？大盘子在哪儿？他一一进去找着。又问：围裙在哪儿？白糖在哪儿？这回东翻西找找不着了，只好给北京打了两次电话，找着了，同学们大笑。
看来有时候男人不会做饭还真的是个事儿，但是男人会做饭、经常进厨房，或者在家里完全实行男人做饭制，可能就会引发一部分人的诧异：凭什么男人要进厨房？传统制度不好使了？
有人说，男人会做饭凭的是智商高，系上围裙进厨房可以体验决策与主宰的感觉。这话听起来玄乎，琢磨起来晕乎，似不可采信。依我看，一个男人，如果今生会做几道可口的饭菜，首先不会辜负鸡鸭茄芹等等食材的期望，对自己的口腹，也能隔三岔五来一个说得过去的招待。
所以，我觉得男人进厨房做饭凭的是，一、嘴巴馋，食欲强，做饭可以随时解决见到美味总要流口水的尴尬。二、凭兴趣，做饭的过程不仅有妙用食材和调料的美感，而且有冒险探险的快感。一堆不大好闻的猪大肠，要做成香气扑鼻的“葫芦头”，需要的不仅是厨艺，还需要胆量和勇气。三、为家庭建设出绵薄之力。男人做饭，又犒劳了自己，又秀了厨艺，还香了全家，何乐不为？如果我那个老同学的夫人哪天突然从北京回来，吃到了丈夫做的冰糖肘子，保不准会喜极而泣。
若以男人做饭做题目，算起来男人可分为三类，一是不进厨房，二是驻守厨房，三是手艺在身不张扬，只在过节、来客时才露一手。比如我，二类男人，家庭厨工，洗碗、洗衣、擦桌子拖地板的事儿却基本不沾手，也不爱干，所以说躲避家务活儿也是男人进厨房的原因之一。洗碗洗衣是“死活儿”，重复劳动，做饭是“活活儿”，要有想法，要有变化。间或把一个新菜端上桌子，家人惊艳，胃口大开，那感觉就跟林书豪投中一个绝杀三分球一样。男人能揽上做饭活路，其实也是一种幸运。
一类男人恪守制度，三类男人超脱制度。一类男人潇洒，三类男人最潇洒。二类男人，像是玉兰树上的叶子，天天出勤，兢兢业业。三类男人则是玉兰花朵，一年顶多上一个礼拜的班儿，却带来一树的芬芳。一个朋友，三类男人，在市农委供职，上山下乡，秋收夏种，忙人；上山下乡的路上时常跟我交流做饭心得，普及美食知识，中国最着名的美食家王世襄、唐鲁孙的名字、故事，都是从他嘴里才知道的。
一日他系上围裙在新居款待客人，以30来只蒸螃蟹压轴，十多道凉菜热菜道道有形有色，待到冰激凌水果沙拉、芥末三文鱼上桌，客人中竟有口水满嘴不能说话只好击掌夸赞者。至此方才明白，三类男人虽然很少进厨房，厨艺却要比二类男人老辣圆熟得多。二类男人出力，三类男人用心，说三类男人是厨神还真有点儿道理。由此看来，凭什么男人要进厨房，最终解释权还是交还给厨神们为好。
关于农村的文章9：冬日的田野
文/靳亚娟
从小在农村长大，我对田野有种很深的感情，特别是家乡的田野，在冬日的阳光照耀和麦苗的衬托下，显得分外的妖娆和更加的迷人。
家乡阎良区关山镇位于八百里关中平原中心，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小麦和玉米的主产区。而我们尖角村则是西安市版图最北边的一个行政村，连接富平、蒲城、渭南，有鸡鸣一声叫四县的说法。
工作在县城，我觉得自己骨子里确是一个农人，在城里面待得久了，就想回乡下老屋住几天，就想家乡的田野，想那里的一草一木，想那清新的空气，想那泥土的芬芳，想走在乡村田间小道的感受，想田野里暖暖的冬日阳光。
回去的早晨，我会比以往起得更早，洗漱完毕就会漫步在村外的田间小道上。初冬的北方空气中寒意阵阵，东边的天空上太阳微微露出了浅浅的笑容，经历了一夜的睡眠，麦苗都已经睁开了眼睛，他们抖擞精神，开始了一天忙碌愉快的生活。无垠的田野一眼望去碧波荡漾，麦苗不畏严寒，顽强、坚韧的生长，他们吸收着土地的养分，在广阔的天地中尽情伸展腰肢，努力扎根大地。深沉的黄土地也毫不吝啬地让出每一分、每一寸缝隙，让麦苗自由的生长。黄土地、绿油油的麦浪、初升的太阳、远方劳作的农人如一幅乡村田野画让人沉醉其间。
我如老农人一样踱着步慢悠悠地徜徉在田野 中，不时走走停停，左看看，右瞧瞧，全身心都是放松的，好似回到了心灵的最后栖息处，忘却了工作中的劳苦，忘却了生活中的烦恼，这一刻我的身心是属于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
不知不觉走到了自家的田地头，儿时和父母在田间劳作的记忆历历在目，不断浮现在眼前。如今生产力大发展，机械化操作已将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好久没有下田拔草、锄地、施肥、割麦、掰玉米了，也好久没有那种挥汗如雨、大汗淋漓后的筋疲力尽了。为了找回曾经下地的感受，我挽起裤腿，一脚踩在柔软的泥土里。寒冬中的麦苗不怕碾压，更不怕一个农人的脚步。我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很厚实很舒服很自然的感受荡在心间，这也许就是土地的力量和魅力吧。
蓦然回头，身后留下或深或浅的脚印，但我知道 亲爱的土地不会矫揉造作，更不会呻吟疼痛，你无私地为人们提供五谷杂粮，蔬菜水果，你是生命之本。你的颜色永远都是那么单一，黄黄的皮肤是你的本色，可在你的肌肤之上盛开着色彩斑斓的缤纷世界。
就这样一直往前走，鞋脚和裤腿上都留下了黄土的印记，不大功夫一畦地走到了顶头，随后转身上了另外一条乡间小道。不远处有几只鸟儿，怕是我的脚步声惊动了它们，扑扇着翅膀恋恋不舍地飞向了远方。往南望去，田野上有早起的人们在晨练，他们有的振臂健走，有的悠然散步。他们和我一样是这片土地哺育的儿女，是这片土地不倦的耕作者，将汗水、希望、期盼一并交付给土地。坦荡的胸怀，饱经风霜的面庞，常年劳作不息的双手是他们田野生活的真实写照。
再回头往村庄望去，袅袅升起的炊烟在房梁屋脊上盘旋，此刻母亲应该在厨房准备全家人的早餐，我们回家休假也是她忙碌的时刻。深情地再望望我亲爱的田野，道一声离别，短暂的分离会让我更加的思念。
关于农村的文章10：辈分
文/金安民
农村对人与人之间的辈分很是看重也很讲究。成百户上千人偌大的村子，谁把谁怎么称呼不乱码号，除非是少数外来户胡叫冒答应外，本村人相互称兄道弟都有个谱，绝不走样。
辈分是老几辈遗留传承下来的老规矩，一代传一代，没人敢越雷池一步随便更改。你要不按拳路来，随心所欲或见人白搭话，没人待见不说，还落个六月的萝卜——少教（窖）之骂名。所以，小娃娃到两三岁，父母就潜移默化给其灌输尊老敬老的道理，教娃正确称呼别人，以免而后硬舌不弯讨人嫌。
村里人之间的辈分很有趣也很有意思。有的岁数很大甚至白胡子老汉、尖尖脚老婆，辈分并不高；有的年龄虽小，甚或还是上小学的鼻嘴子娃，辈分却不低。我隔壁有个老汉，年纪七十有余，按辈分把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要叫叔，但小伙他爸觉得这样叫法别扭不近情理，为了体现小对老的敬重，最后让儿子把老汉叫哥哥。这种特殊情况特殊对待，适当调整变动一下也属自然，也没让人觉得不妥。
我们家的人，在村里的辈分处偏下水平，被我叫爷叫婆叫叔叫婶的人，多得能有一大帮。其中有好多和我年龄相仿，甚至比我小十几岁的人，都比我辈分高。有时出门真像进了爷庙，定能碰见一些叫爷的。而与我平辈或把我叫啥的人，却寥寥无几。小对老只能处处一个尊字，不得戏逗动粗鲁，偶尔与被我叫嫂子的平辈人开开玩笑撩拨撩拨，生活自觉丰富多彩蛮有乐趣。
说来你也许不会相信，在我们户族里，我有一个姑姑一个叔父都比我小三四岁。姑姑是我爷爷的闺女，叔父是爷爷弟弟的儿子。为啥能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过去乡下人大都结婚早，特别是一些家境比较殷实的家庭，不少人年轻轻地就抱上了孙子。当时正值翁壮婆少，婆婆比媳妇晚几年生娃的事屡见不鲜。这种现象要是搁到现在，简直是天方夜谭，令人不可思议且捧腹大笑。这种自然错乱而形成的辈分，与当时的社会制度以及人们的思想传统观念有直接关系。
常听老人说，出门三辈低，意思是无论谁，无论为官为民、年轻年老，出门在外，切不可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一定要放下架子，谦恭低调，嘴放乖放甜，该叫叔叫叔，该叫婶叫婶。正所谓“三句好话当钱使”，只有彼此融洽到“酒逢知己千杯少”的程度，才不至于出现“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尴尬。
诚然，把别人称呼一下，不摊本不要钱，自己也不短斤折两，只是动嘴之劳，但对方听着心里很高兴很舒服，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无疑平添一份对你的赞赏。由此看来，乡村人之间这种早已形成的辈分，看似繁杂琐碎，但还是有着积极作用的。它不是简单的互相称谓，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善意和温暖，是彼此间相互尊重的表现，也是情感的自然宣泄。辈分有高有低，但人无贵贱之分，只有人与人以诚相待、和谐相处，才不失为一种美德、一种真情。
关于农村的文章11：故乡是一种声音
文/陈瑶
那次到农村做调研，走错了路，没能按时到达目的地。眼看天黑下来了，在远离大路的乡间，不知何去何从，心情糟到了极点。很巧，同事有位老家在附近的朋友正好休假在家，只好前去叨扰他。
当我们到达那个小村庄时天已全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了一座二层的房子，房子有些旧了，借着灯光可以看到墙壁斑驳，都是修补的痕迹。但房子很大，房间很多，热情的主人安排我们上了二楼，一人一个房间休息。
陌生的房间陌生的床，我辗转反侧，心里莫名地忐忑。虽然白天连续赶路已经很累，此时却仍无法入眠。正打算就这样闭目养神直到天明时，有一种熟悉的声音在耳际轻轻地响起。那样亲切、那样美妙，似乎是从我心底流出的。翻身起床，走到窗前，推开陈旧的木头窗户，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条小河。原来这座二层的小楼是傍河而建的。天空中月色正明，微风吹过，水面泛起细细的波纹，月光便化作万千繁星，铺满了河面。河上有一座石拱桥，看来已年代久远了，石头缝隙里不仅有茂盛的草儿，还有一棵小树长得茁壮。一艘小船从拱桥下慢悠悠地钻出来，一名男子不紧不慢地摇着橹，那熟悉的声音正是摇橹的“吱呀”声，我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故乡。
我出生在江南水乡，老房子门前是一条窄窄的石板路，路边就是一条宽宽的河。小时候，家人不允许我一个人出院门，我常常站在院门口，好奇地向外张望。记忆中第一次爷爷牵起我的手走出了院门时我大约三岁，我们来到河边，并沿着台阶一直走下去，水就在我的脚边，太阳照着水面，水波在石头的堤岸上形成了一片跳动的光斑。有船从河上经过，摇橹的声音是早就熟悉了的，但不知道船，那天我终于找到了声音的来源。“那是什么，爷爷？”“船。”“船是干嘛的？”“船的用处可多了，可以运货，可以载人，渔夫还可以有来捕鱼呢。”“为什么会有声音？”“这是摇船的声音，也就是船走路的声音。”那声音由此形象起来，并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没想到在远离故乡的小村我竟然又听到了这久违的声音。
重新回到床上，心中的忐忑已消失。没有关窗，任由月光洒满床前，闭上眼睛，似乎能听到夜风中流水潺潺的声音，于是心变得安宁。
当摇橹声又轻轻响起时，我从甜美的梦乡归来。走到窗前，眼前又是另一番景色，桔黄色的朝阳把河水染成了金色，淡淡的晨雾让河边的树木显得更加青葱，一艘小船正从窗前经过，船上的老人惬意地摇着撸，橹儿划开水面，漾起涟漪，荡起清绿的河水。当告别主人继续踏上行程时，我的心情已如天空般灿烂。
故乡一直是人心中最温暖的港湾，而那天我发现，故乡不仅只是一片独特的土地，还可以是一种能把你带回童年的声音。“欸乃一声山水绿”，当那声音响起，绿了的何止是山水，更是我的心。
关于农村的文章12：荠菜
文/慕尧
荠 菜
大地冰冻雪消，农村的田间、地头、溪边、荒滩、生产路的两旁甚至家前屋后，到处都有荠菜。被称为“野菜之王”的荠菜不仅有食用价值，还有其药用价值。于是元宵节刚过，天气稍微暖和，挖荠菜的人群也就络绎不绝。
吃荠菜，不光是一般百姓的专利，很多名流雅士也对荠菜情有独钟。范仲淹把吃荠菜艺术化：“陶家翁内，腌成碧绿青黄，措入口中，嚼生宫商角徵。”你看，他唇齿舌之间居然生出了丝竹之音来。陆游终生难忘荠菜情结：食了“东波羹”后，便觉荠菜“甘于五味”，曾有“荠糁芳甘妙绝伦，啜来恍若在峨岷，莼羹下豉知难敌，牛乳拌酥亦未珍。”；谋划收复沦陷的中原时，告诫自己“日日思归饱蕨薇，春来荠美勿忘归”；幽居时，闲适品荠“荠菜挑供饼，槐芽采作菹。”；清贫时，食荠充饥“从今供养唯春荠，莫羡愚公日万钱。”等。有人说陆游正是从吃荠菜中“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 我们这有“春来三月三，荠菜赛灵丹”的俗语，是说荠菜有丹药之功效。
《诗经·谷风》“谁谓荼苦？其甘若荠。”可见，中国人在《诗经》之前，早就知道荠菜可食。然荠菜这一古老的物种，历经数千年乃至更长，自我繁衍，永不绝迹。我曾细心地观察过路边的一株荠菜，看到它的叶子全被人车踏（碾）碎，以致花径都被人车踏（碾）裂了，且流出了水，我心想：它这下完了。过了几天，我再去看它，这株荠菜居然照样顶着一串尚未成熟的三角果和顶尖未开完的白花，只是根部裂开的地方稍有弯曲而已。
我看着眼前的这株荠菜，抬眼远望：“荠花如雪”与碧绿的麦田相映成趣，不禁对这不起眼的荠菜，油然而生敬意：荠菜，无人刻意栽种，自物种生成时繁衍自今，无论数千年的人类挖采和车马轧踏，也无论自然干旱与其它灾害，它都生生不息，旺盛地生长着，据说物种遍布全世界。荠菜生于晚秋，长于隆冬，春寒料峭，开花结籽，生命的整个过程都充满了严峻地挑战。稼轩的名句“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是对其不畏初春的寒冷，旺盛生命力的赞歌。
关于农村的文章13：被子的厚爱
文/李耀岗
冬日的农村，被子是被赋予重任的，越冷越厚，越厚越暖。但到了城里的暖气房间，厚被子就有些不合时宜，尤其是春分过后拥被而眠，焐出来的燥热让人不适。但我母亲不管那么多。被子是母亲亲手缝制的，棉花是自家产的，挡头的土布是自家织的，盖在身上总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厚重感。凡出自母亲手的被子，尺寸都大于市场上的标准尺幅，蓄棉都多于正常的斤两，少则五六斤棉花，多则十斤左右，又大又重。我们从小就是被这样厚重的棉被“压”过来的，睡在被窝尤如躺在一幢棉花砌的暖房里。
盖被子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母亲缝被子时的样子。阳光灿烂的日子，新席铺在当院，她盘腿坐在打开表里的棉被中央，一层一层贴棉花，一针一针引线。棉花都是她积攒下的好棉，被面里表也是她精心挑选好的，她很重视一家人的被褥，觉得贴身的东西要讲究一些，才会得到生活的体贴。等到一个冬天过去，要拆洗被子时，她依然是那样铺开席子，一院子风和日丽，被里被面洗得洁净，漾出纯棉的香味，棉花晒得蓬松，有阳光的味道……好像生活就像这厚厚的棉被，一年一年铺开、折叠、拆解、重合，认认真真度过的每一天都是如此这般的温馨、柔软、庄重、厚实。
上高中时的一个秋日，母亲平生第一次坐长途公交车到运城，专程来为我送被子。进宿舍门时，我仿佛看到一座“被子山”从门外挤了进来。那是一床簇新的被子，有艳丽的大红被面和沁人心脾的棉花香味，足足六七斤重，衬得母亲娇小了许多。高一时住大通铺，冬天生炉子取暖，那点微薄的热度在偌大的集体宿舍里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早晨起床，吃饭的勺子经常冻在饭缸里拔不出来。但那个冬天，我盖着既厚且重的棉被竟然一点儿也不觉得冷，就是早起从被窝爬出来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等到星期日晒被子后，那棉被更加膨胀，我常常像个丰收的农民拥着饱满的棉被，走在夕阳的余晖中，留下一路淡淡的阳光味道和同学吃惊的眼神。上大学时，公寓统一配发被褥，母亲的厚棉被终于失去了震撼出场的机会。临走时，她不住地念叨，带上吧，天冷苫着也顶事嘛，看着抵得上所有行李的棉被，我以各种理由坚决舍弃，让她遗憾了很久。
母亲对棉花的喜爱是致命的，棉花永远是她的最爱，她一点一点积攒着精心挑选过的棉花，为了那些她规划中需要应对的事情。比如，她要计划织几匹布、缝几条被子、做棉袄棉裤，甚至很早就为未来儿孙的婚事预留了几包袱棉花。用她的话说，就算穿衣不需要，盖被子总是需要棉花的。母亲做的被子因为太大太重，常常买不到合适的被罩，这一点她早有预案，早早按尺寸准备好了替换的被罩。吾乡人重视被子，我结婚时母亲也请“全活人”一道做了很多被子，大约有“六铺六盖”或“八铺八盖”，摞在一起像起伏的山峦，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用完。已经这么多了，每次回家她还要念叨趁身体还行再给我们做几床被子，好像连更远的孙辈都想预留好。我说，现在什么买不到呢，别再辛苦费事忙乎了。她永远就一句话，说，不过心嘛。她的理由很多，卖的被子你知道人家用的是好棉花？再好的布能有我自己织的棉布贴身挨心？我说不过她，只好听她的。
母亲是个极认真的人，凡经她手的东西总是令人放心，小到一枚钉在衣服上的扣子，大到她为我们准备的各种生活中的“大件”，都是极牢固极耐用极实在极可靠，被子是其中之一。小时候在老家，我在母亲看护下长大，现在我在离家上千里的城市工作和生活，母亲就寄望于她亲手做给我的那些东西，就像她做的厚棉被，那么宽厚，那么实重，那么暖和，也许是把她的挂念都缝进被子里了。现在更为轻巧的鸭绒被、太空棉被保暖也挺好，但母亲显然不能接受，在她眼里，那么轻飘飘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可靠，盖在身上像没有一样能扛得住冻才怪呢。
不过，已经用惯了厚棉被，我既不想改变也不想说服她改变，作为母亲她是用她最信得过的方式表达一种关爱，厚厚的棉被又何尝不是一种她能给予的“厚”爱呢……
关于农村的文章14：灯光里的妈妈
文/于菊花
记得很小的时候，农村没电，家里点的都是煤油灯。晚上，哥哥趴在小炕桌上做功课，妈妈坐在炕头上，哧溜哧溜地纳鞋底。煤油灯的光线很暗，为了省油，妈妈还把灯芯剪得很短，那点昏黄如豆的灯光，只够哥哥一个人享用，妈妈借着那点弱弱的光线，把鞋底子一次次凑到眼睛跟前，半天才能扎下一个针眼。煤油灯还会冒出一股股黑黑的浓烟，屋子里总有一股呛人的味道。
煤油灯点久了，灯芯上就会结出一个圆圆的灯花，灯光就暗下来了。妈妈拿起剪刀，把灯花轻轻剪下来，一边逗我和妹妹：“看，今晚结个灯花儿，明天家里来个客人哩。”
重新又亮起来的火苗跳跃着，妈妈粗糙黝黑的面容被灯光镀上一层红色。我和妹妹并排趴在被窝里，用一根细绳子玩“结绳”游戏，听到妈妈说要来客人，妹妹顿时兴奋起来，因为亲戚来了，就要做好吃的，于是就尖着嗓子喊：“噢，我家要来客人了，是舅舅吗？我明天去院门外等！”
妈妈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眼神里是满满的温情，就像那摇曳的灯光，温暖、温馨。爸爸常年在外，很少回家，记忆里，只有妈妈和那盏不断冒着黑烟的煤油灯，伴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漆黑的夜晚。
那时候农村里没有电，也没有电视，我们晚上唯一的享受，就是躺在被窝里，听妈妈给我们讲故事。妈妈的故事，都是一些听来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譬如梁山泊祝英台、孟姜女哭长城之类的，虽然没有现在孩子们从广播电视里听的看的童话故事精彩，但妈妈讲得绘声绘色，也是我们儿时唯一的精神享受。
上学后，我每天晚上和哥哥一起，一人趴在小炕桌的一头做功课，煤油灯放在桌子的中间。 妈妈依然坐在炕头上，手里拿着干不完的针线活，一针一线为我们缝补着贫困的生活，一年一年，鬓角就落满了秋霜。
记忆里的灯光，闪着红红的火苗，燃烧着流逝的岁月，也消磨着妈妈的光阴。直到有一天，妈妈的生命也燃烧殆尽，只剩下记忆里的那份温情，闪耀在我心底深处，是一盏永不熄灭的灯……
关于农村的文章15：布鞋
文/章欣
穿布鞋，过去在农村是再普通不过的事。家家脚上都是清一色的布鞋，人人脚下都是针线纳的布鞋底。
一个人从出生到会走路，都是布鞋相伴。孩子刚会爬时，母亲会给他穿上她亲手做的小布鞋。后来一点点长大，鞋的尺寸逐渐变大，从软软的小布鞋、挂带布鞋、实纳帮布鞋，到冬天的五眼儿布棉鞋，应有尽有。
印象最深的是，十几岁时穿上母亲做的实纳帮布鞋。这实纳帮布鞋的鞋底比小时候穿的鞋底厚，又加了一两层，纳鞋底的线绳也粗些，而鞋帮上则多了网格状的针线，密密麻麻。那是我们最活跃、最淘气的时候，地里跑、河边跑、满村跑。虽然鞋比较厚实，可架不住活动量大，没过多长时间，一双鞋就跑散了。
布鞋，是时代的产物，更是村人的智慧。过惯了节俭日子的人，把背心变成裤头的下脚料，利用到无以复加。破褂子、破裤子、破袜子、破被套，实在没法用了，就用来打夹纸、做布鞋。夹纸打成后，家庭主妇们按照大人、孩子脚的大小，在夹纸上铺上各自设计好的鞋样子，咔嚓几剪子，下好了料，进入纳鞋底做鞋帮的流程。女人们心灵手巧，用“土法、粗布”创造着实惠新颖的鞋样子。婴儿鞋、童鞋、学生鞋、成年鞋、老人鞋，也是千姿百态。这背后不知渗透着她们多少心血。
什么人，她们配什么鞋；什么季节，她们做什么鞋。襁褓时的婴儿，穿的是鞋底、鞋帮厚度不差毫厘的婴儿小布鞋，鞋面上还绣着小猫、小狗、小兔子。无论孩子们在炕上怎么摸爬滚打，这些柔软小布鞋都保护着他们小脚的发育，而鞋的色彩和图案，也在潜移默化地开发着他们的心灵。等到孩子们上学，脚下的鞋也会有所变化。谁家出了个新样子，大家都会竞相学习。
在农村，下地劳动是最主要的工作，布鞋的样式也因农活而产生，不能中看不中用，要做得结实、合脚、实用。最典型就是实纳帮布鞋，那厚实的鞋底、密缝的鞋帮，干起庄稼活来，脚踩大地，如配乐的琴弦，要哪儿有哪儿，指哪儿打哪儿。
行走在乡野的土地上，穿着厚实的土布鞋，迎着晨曦，心里敞亮、踏实、自信、有底气，好像天地之间正在积淀着什么，浑身都迸发着一种力量。1975年5月，我就是穿着这实纳帮的粗布鞋，骑着“大水管”自行车，带着田野的露珠，来到了城里工作，一下就工作了40多年。而那双实纳帮布鞋，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