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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忆文章1：“的确良”琐忆
文/刘干
和几名“90后”教师集体备课时，讨论路遥小说《人生》中描写的当时人们把穿“的确良”衣服作为衡量一个家庭境况好坏的标准，他们充满好奇，甚至还有质疑。让我这个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为之感慨。
记得那时，在“的确良”布料尚未问世之前，人们的衣服大多是棉质印染品。棉布虽然吸汗，穿着舒服，但易皱易破损，不耐穿。而在凭票供应的计划经济年代，衣服少，使用频率高，一件新衣服，一个夏天肩膀、屁股部位就磨烂了。没办法，只得重新缝补起来再穿。那时判断漂亮衣服不是样式新颖时尚，而是看是否是一件没有补丁的完好衣服。
“的确良”是合成纤维，因其挺阔，不皱，耐穿，且免烫，穿起来体面、时尚，人显得非常精神，感觉朝气蓬勃。这种服装是当时最为时髦的装束，被冠之为“文明新装”，所以深受人们的青睐。虽然当时价格比棉布价格高几倍，但只要商店一有货，立马就被抢购一空，掀起了一阵“的确良”时尚潮流。
我的第一件“的确良”衣服，说起来有些心酸。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地里背回家的玉米棒子，堆积如山，需趁着炎炎夏日脱粒晒干后，装仓入库。父母忙着照料地里农活，剥玉米粒的手工活，就全落在我们这些未成年的孩子身上。娇嫩的手指手掌，常常被磨出血泡，疼痛不已。为了刺激和鼓励孩子们干活，母亲常给些工钱作为奖赏。我把辛苦所得的零花钱积攒起来，达到一定数目后，交给母亲，让母亲到布店扯上几尺“的确良”布料，找裁缝店做了这件白“的确良”褂子。当然平时是舍不得穿的，只有在走亲戚、参加集体活动或过年时，才应时穿一下。就这样，这件“的确良”褂子，我整整穿了五年，布都褛了，也未舍得扔掉。
第二件“的确良”衣服是浅蓝色的褂子，左胸前特意缝了个口袋，可以挂支钢笔在袋口上，显得有“学问”，可惜这件衣服没有寿终正寝就中途夭折了。那时我住校读初中，我的下床同学晚上点蜡烛看小人书，疲倦睡着后，烛火燃了蚊帐，我的那件“的确良”褂子，也被付之一炬，让我心痛了好长时间。好在这位同学家长，不久又赔我一件同颜色的“的确良”褂子，才让我缓过神来。我一直收藏，保留到今天。
从诞生之日起，“的确良”就不断发展变化。后来，各种印花“的确良”纷纷面世。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几乎每位中国人都以穿“的确良”为美。特别是白底带花的“的确良”，一时成为社会主色调，满街“白色”飘，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衣服样式也从单一的中山装，到西服，再到中国传统时装，款式每年都在翻新。新颖、时尚的布料，又渐渐取代了“的确良”衣服，成为人们的新宠。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给中国各行各业带来的巨大变化却是非常惊人的。如今“的确良”虽已淡出人们视野，但它能真实、客观地反映和折射出中国人在穿着方面从商品匮缺到丰盛的沧桑巨变。
如今的衣服，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服饰的概念，而上升为一种文化符号。如牛仔服、情侣装、乞丐服、仿造的球星队服、文化衫等，带有极强的个性色彩。在幸福中长大的90后年轻人，他们体会不到改革开放前那段艰苦的历史，对能否穿上“的确良”一度代表当时家庭贫富差距的状况，不理解或很难理解就自然而然了。
今天之所以重提我那两件已保存四十年的“的确良”衣服，是为了留住一段岁月，唤起旧时的记忆，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勿忘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更加懂得珍惜今天所拥有的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琐忆文章2：老屋琐忆
文/胡剑英
父亲结婚后，搬出了大家庭，得空就自个挖沟泥放土砖，去一个叫刘家村子的烧窑点收集废砖断砖，和母亲白手起家。那时他在社队企业上班，每年有年终结算，加上平常一点积蓄，每年都要加一间屋子，老屋可真来之不易。
我住的那间房子是由猪舍改建的，原因是我在上中学，又闲静少言，就把姊妹撵到了靠村路的一间正屋里。我在这间自己的小屋读了一些文学名著，诗歌也涂鸦不少。有天夜里停电，我在蚊帐里点了蜡烛看书，迷迷糊糊竟然睡着了，幸亏母亲进来看我，才避免了一场火灾。
实行土地承包后，村上楼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我家的变化是房屋变破旧了，静夜里我听得到老鼠在墙壁里吵闹。父亲迷上了赌博，爷爷骂过他好几回，说儿子年纪不小了，这样的家境，有哪个妹子会嫁过来！姐姐看不过，就买了888滑石粉刷墙，还在家里贴了几张画。
后来，姐姐为我介绍了一个在皮鞋厂打工的乡下女孩，她叫秋香。我去找她，她的同事都笑说：“唐伯虎来啦。”有次她来我家玩，发现了我家房子漏雨，她倒不太在意，安慰我说，以后我俩努力挣钱另起新屋就是。就是这样一个质朴善良的好姑娘，就是这样一位和我约会完后还要赶到车间加班的好女孩，我却嫌她不够浪漫而与之分手了。其实，她父亲来我家看过，是反对我们交往的，叫他女儿不要从鸡窝里跳到鸭窝里。秋香却喜欢我诚实，说我又有点像她宿舍里挂的乖乖虎苏有朋，仍愿和我在一起。她甚至利用不多的休息日，跟住本地的同事学栽菜，说是以后帮得上我家忙……
后来拆迁，家家有四楼，笑语一片。我避开那些花里胡哨心思可疑的相亲女子，想找到《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下册，却没有找到，可能是搬家时搞丢了，只有老屋的记忆和对秋香的怀念让我久久无语。听姐姐说，她找了个也住郊区的男孩子，开了个夫妻皮鞋店，有个儿子。时光如水，诗集的上册她还保留了吗？那是当年在小屋幽静的西窗下，我送她的礼物。书页间应埋藏了她的笑和泪。
琐忆文章3：老街琐忆
文/刘向东
冬日午后，阳光和煦。陪同初中时的王老师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生活过的天马老街。街上人来人往喧哗热闹，却无曾经的整洁、有序和温馨。一些墙体斑驳的老房子和青苔漫漶的小巷子依然如故，似乎在等着我们抹去岁月的烟尘。
老街也就百余米，街面并不宽阔，以前可让两辆拖拉机顺利交会，而今却被杂乱的商铺和无序的搭建蚕食得像条梗阻的鸡肠子。
那时我住街西头，房子是典型的江南庭院式粉墙黑瓦二层楼。宽大的门框是石条装饰，黑漆的门上坠着光滑的门环。进门是阳光普照的大天井。青砖地面上间隔嵌有石雕地漏，楼上是木条地板，还有转弯木楼梯和雕花格子落地窗。如此排场和讲究，据说以前是资本家的房子。政府接管后由某部队驻扎。我作为随军之弟也住营区，天天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子弟兵们在一起。那时只要连队打靶，我就逃课跟着去。络腮胡子连长每次给我几颗子弹和战士一样握着半自动步枪或冲锋枪爬着瞄准射击。那种过瘾和刺激常常是我在同学中炫耀的话题。如今房子不见片瓦踪迹。挽着老师的阿三说部队撤走后房子空关，后来因属危房被拆除便成了现在这片拥挤驳杂的搭建区，唯有一棵葱郁的老樟树默默地坚守着。
营房后门临街是家茶馆店。我每天上学经过时会看见几张老面孔围着八仙桌喝茶聊天。天天如此有什么好聊的呢？疑惑之中又感到他们满脸的笑容已分明告诉我他们是最开心的人。旁边的老虎灶一年四季从早到晚冒着腾腾的热气，时而还发出水开的“咕嘟”声。油桶般的锅炉上有个玻璃管子，里面的水总是停留在100度的红线上。我每次拎着竹篾外罩热水瓶，递上烙有“壹分或贰分”标价的竹制筹牌打水时，收筹的老头总要掏出几张比扑克牌略大的背面是年历，正面是杨子荣、郭建光、柯湘等彩色剧照的“年历片”问我换不换军帽。还说知道我是隔壁营房里的人，弄顶军帽应该不难。可我每次的答复都让他一脸失望。因为那时的军帽实在是一帽难求。就连我的军帽也经常要被同学借去神气几天。而今茶馆店和老虎灶的门面已是外地人的杂货店，屋内的晦暗和嘈杂的乐曲再也无法还原昔日的茶客们的悠然和惬意。
街东有点陌生了。今日的某厂和仓储曾是人民公社和大礼堂，一段老墙上依稀可见光芒四射的红五星，仿佛响彻着解放军进行曲的八一电影厂片头。有次，礼堂里放映《列宁在1918》。由于没能抢到位子，我们只好在通道上挤得一脚之地。不料，在看到伟大领袖列宁同志向工人们挥手演讲“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时，片子突然中断。趁着接片的微弱灯光，我们无意发现两个陌生青年交头接耳后，用肩膀故意贴靠两位女青年。尽管女青年极力躲闪，可他们仍旧不时地故伎重演。等片子一放完，眼看他们又紧跟其后，我们抢先拥向门口，学着影片中特务的样子一边拦住他们，一边喊着“不要挤不要挤，慢一点，让列宁同志先走。”女青年回头瞥了我们一眼急忙脱身远去。而两个陌生青年却被我们挡在了门内眼巴巴地望着门外黑压压的人群。
两月后，我们在向阳大队参加“三夏”农忙劳动，意外见到那两位女青年时，才知她们就是大队的“知青”。不久，我们赴约去大队吃西瓜时，她们还送给我们一挎包糖果瓜子和几本小人书，说是感谢我们的仗义。至今我还珍藏着两本小人书，就像珍藏那个快乐有趣、懵懂茫然的特殊年代。
琐忆文章4：过年琐忆
文/潘硕珍
放鞭炮
孩提时代，最盼过年。女孩除了能吃上白面肉菜，还能穿上花花绿绿的新衣裳。比起杨白劳给喜儿割二尺红头绳来说，生活在今天的女孩子们，应该感到幸福了。而男孩子盼过年的心情，可以用放鞭炮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男孩喜欢放炮，大概是想锻炼自己的胆量吧！从大年三十晚上开始，一般人家都要给家神爷和死去的祖先点清油灯，掌柜的烧香磕头时，放鞭炮的事情自然交给男孩子去干。手头拮据的人家，买的大炮和鞭炮数量有限，根本过不足男孩的瘾。那50响或100响的鞭炮，只能用香头点着一枚一枚地放，总是稀稀落落的。而富人家放的大炮底气十足，几百响的鞭炮一起鸣放，放出了喜气连天的效果。正月初三到坟上送过纸后，似乎听不见男孩子们耀武扬威的大鸣大放了，女孩子们也就不用对他们躲躲闪闪，开始了正常的交往。
贴对联
腊月二十九、三十日，人们忙着求人写对联，按大年三十晚上吃年夜饭前，一定要将表示辞旧迎新的春联贴到门框上。常有提着礼品春风满面的拜年人，走到那家大门，不急于敲门喊主人，却先要欣赏春联的内容和书法艺术。我记得那时2006年6月初，我随同事们赴甘肃通渭县城参加普通高考监考，抽空穿街走巷，发现红纸褪色的春联依然历历在目，都是不错的书法作品，不像咱们岷县人的春联，大多为印刷品。“通渭人爱字成风，写字也成风……”（《贾平凹《通渭人家》）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农民大多不识字，他们常常自嘲道：字，字，黑嗒嗒，它认不得我，我认不得它。不穿新衣裳照样过年，门楣上可不能没有对联。贾平凹中篇小说《晚雨》中的王娘，就是不识一字的农村妇女。她开了一爿饭馆，别出心裁地，画碗圈替字，凑成了一副对联。毛笔字写得好的，一般人家拿上红笺墨汁，说了不少人情话，都央不动。于是，凡上过小学或初中的，在他们的一片恭维声中，哆哆嗦嗦地提起毛笔当众献丑了。至于对联的内容，大都是春风化雨、政策归心、国泰民安、桃红柳绿的意思，是从黄历上现成抄来的。
“如果怀有才气，当然可以自制春联，不过对仗要工，平仄要调，并不是上下联语字数相同即可充数。”（梁实秋《对联》）“春联的内容不一定都是吉祥如意的字眼，有时也是文人抒发郁闷的工具。抗战时期就有两副有名的春联：‘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说什么新年旧年，还不是昨日今朝’，便道尽了离乱人的辛酸。”（国风《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数年前的正月，去乡下给亲戚拜年，见一农家大门上贴的对联，竟是家长口授念小学二年级的儿子，用竹篾蘸着墨汁写的，真正的孩儿体，其文为：“世事如棋难预料，人心不足蛇吞象。”
著名作家莫言在短篇小说《月光斩》里讲了一个与春联有关的故事：“县城东门外，原有个东关村，村里有户铁匠，姓李，李铁匠六十丧妻，三个儿子，陆续成人，都无妻室，跟着父亲打铁为生。父子都是文盲，春节时，请村里一位曾经当过私塾先生的人写对联，那人好谑，提笔写道：一门四光棍，父子八大锤。横批不合规矩，只有三个字：硬碰硬。此联大为有名，县城的人都知道。”
贴对联也需要懂得对联的知识。我就知道一位善于解方程的中学老师，将老丈人（也是当地一位书法家）写的两副对联，贴得驴唇不对马嘴。丈人应邀去女婿家做客，看到自己的书法作品，受到如此“委曲求全”的待遇，亲手撕去春联，转身回家了。这乃是春联的不幸，书法家的不幸。
糊窗花
二姑妈没进过一天学堂，可她心灵手巧。每年隆冬季节，二姑妈撇下手头的针线活不做，义务给我们几家剪窗花。她听到我放寒假的消息后，便上门央我给她画图案，就可以省去她的一道工序（我念小学时，没有专门的美术老师教我画画，画画的启蒙老师竟是我父亲。父亲在山外的高小读书时，画了一本西游记人物绣像，那孙悟空真是猴模猴样，而猪八戒的两扇呼呼生风的耳朵，酷似父亲种植的家烟叶子）。我画不出王相卧冰、孟宗哭竹等宣扬孝悌观念的人物画，只能画几朵开得不像样的花卉，二姑妈还夸我画得像。都说巧人命苦，二姑妈出嫁后，家庭不和，25岁那年，不明不白地离开了人世。从此，我们几家过年时，只好到城里买雕版印刷的窗花，烘托春节的气氛了。父亲教会了我糊窗花的办法后，我就成了大忙人。我家的两合窗子，各为64空，糊完窗花，差不多要牺牲一天的宝贵时间。糊窗花要心细，类别相同的讲究它的对称，还不能糊反——图案朝外，室外的光线自然将花子投影到室内。
贴年画
刘姥姥说：“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买画儿贴。”
我能记事的年龄当在五六岁，腊月二十一日那天，岷县城逢集，父亲早早起来，随同乡亲们进城置办年货，直到下午6点左右才能赶回家。父亲办的年货里，少不了几张年画、窗花和废旧报纸。那时候，年画都在新华书店销售，不能满足城乡居民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要，形成了抢年画的习俗。
父亲绽开年画，让我饱个眼福（我其实没看清楚）后，怕我摸脏了画面，迅速卷起来，放在我够不着的地方。腊月二十三早晨，父亲喝过罐罐茶吃过馍馍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挪出瓶瓶罐罐，清扫屋梁和墙壁上的尘埃，下午用干净黄土和泥，将灶房粉刷一新，贴上雕版彩印的灶君像。腊月二十六日以后，父亲开始打扮烟熏火燎的房屋：糊窗花，拿出过时的报纸，裱糊墙壁和仰尘，等窗明几净后，方绽开崭新的年画，有八部样板戏中的《红灯记》《沙家浜》《龙江颂》等。
我上10岁以后，独自带上礼品走出山沟给外爷拜年，拿上哗哗作响的压岁钱，吃饱喝足后，还不肯离开，目光贪婪地扫描外爷家贴在土墙上的年画，无非是白胖娃娃抱鲤鱼，刘海戏金蟾。倒是窗扇子上对称贴着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很合我的眼光。十几年来，连续给外爷拜年，那幅年画如同外爷的面容，愈来愈晦暗，直到隐藏进时光的背后。
1980年以后，随着古装戏的复兴，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出版的年画贴上了寻常人家的墙壁。我家墙壁上的年画有《三休樊梨花》《景阳岗武松打虎》《牛郎织女》等。我在山外读初级中学的时候，借到了《红楼梦》，在家里抽空读得津津有味时，被父亲一番呵斥，打断了我的“才子佳人梦”，不然我会将诸如宝黛读书、黛玉葬花、宝钗扑蝶等年画贴上我家墙壁的，一定会让识文断字的乡亲们既羡慕又嫉妒。
父亲会画画，因而讲究庭园设计和居室布置。父亲年轻的时候，不怕吃苦，宁可饭吃得差些，衣裳一定要穿得干净，房子要收拾得整洁。他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可见一斑。
观礼花
正月十五晚上，吃过饺子，集体娱乐活动就是看花。礼花不比鞭炮，只有给神许了愿心的人家，才能买几筒礼花放放，引来满院子的观众欣赏。那礼花虽然很朴素，绽放出来的却是农人们花好月圆的美好愿望。观看乡下的礼花，总有意犹未尽的遗憾。
我在十二三岁的光景，大我四岁的三叔带上我给川区的几家亲戚拜年，磨蹭到吃过夜饭，顺便去城里观礼花。那时的县城，居民住的都是平房，家家房顶上摆放着几盆斗花。夜幕完全降临后，主人搭着梯子登上房顶，先将缠在木棍上的一串鞭炮点燃，举向街道上空，噼噼啪啪的响声十分密集。我与三叔赶紧用双手捂住耳朵，躲进屋檐下，生怕不安分的爆竹会钻进脖子里，炸个人仰马翻。紧接着，斗花释放出五彩缤纷的焰火，花团锦簇般朝夜空绽放。我本能地，用衣襟护住头皮，担心红铜片似的花瓣凋落下来，会烧焦我那稠密的发缕。我感觉自己中了城里人的十面埋伏。十五夜晚的观众，摩肩接踵，你推我搡，我被人家挤倒在地，又挣扎着站立起来，好在那时民风淳朴，没有乱扔花炮的五鼠和欺侮良家子弟的高衙内。观罢礼花，还能看一场不用花压岁钱的露天电影。晚上10点以后，我和三叔踏着明媚且带有寒意的月光，迈上了崎岖而遥远的回家之路。
唱大戏
乡下人把戏曲演员称呼为戏子匠。戏子匠于正月初一、初二、初三这三天，抓紧时间给亲戚朋友拜年，初四日以后正式登台亮相，他们就身不由己了。演员正式登台唱戏，又叫踩台。踩台一般都在下午进行，戏台上的红色幕布早已垂挂下来，拉板胡的乐师调试弦索，打手鼓的乐工，也在擦拭鼓面上的灰尘，凑近火盆烘烤，使鼓面膨胀起来。演员们对着镜子涂脂抹粉，试穿蟒靠。化完妆的戏子匠，在幕后试唱，或温习台词。
吃过早饭的观众，或抬长板凳，或徒步行走，纷纷涌进戏场。只见一个老汉，手拿戏台上使用的马鞭，在戏场一角打秧歌，唱的什么，如今回忆不起来了，大意就是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接着，庄里尚武的老头，迈着铿锵的步伐，走进观众围成的圆圈内，赤手空拳耍了几招，赢得了观众的喝彩。乡下人把有武术的人，叫做拳棍手。拳棍手穿着黑色的棉袄棉裤，皱巴巴的布腰带一头悬挂在裆部，随风摇曳，潇洒极了。拳棍手临收功时，向戏场边一指，只见他的徒弟又扛着一杆红缨枪，恭恭敬敬地呈给师父。师父舞着颤巍巍的红缨枪，更添飒爽英姿，博得了观众此起彼伏的鼓掌声。这时候，三只身子矫健敏捷，分别抖着红毛、绿毛和金毛的“狮子”，闯进戏场中央，冲着拳棍手耍起威风来了。拳棍手自料红缨枪难敌三狮，赶紧接着了徒弟扔过来的两把闪烁寒光的大刀，向狮子头上砍去，他的一招一式都被狡猾的狮子躲过去了（乡间把拳棍手的这一挑逗行为，叫做惹狮子）。正在难分难解的危急时刻，又一个来自别庄的拳棍手，划开稠密的人群，杀进圆形场地，助好汉一臂之力。观众们呐喊着，不晓得他们是替“狮子”还是拳棍手助威。
锣鼓家什响起来了，幕布徐徐拉开了，观众只好将头转过去，耍狮子的人，露出了真面目，拳棍手也变得没精打采的，神秘地失踪了。只见从幕后躬身跑出几个手拿大刀身穿青衣的兵卒，随后才走出一手握红缨枪一手拿马鞭脚蹬厚靴身穿白靠头带花翎的武将，在万人注目的戏台上英姿勃勃。踩台那天，不过唱几折折子戏，正如乡下人说的，狮子滚绣球，好的在后头，全本戏从当天晚上开始。虽说人生如戏，但是演员们对待一本或一折子戏，不可当作儿戏。谁忘了台词，谁耍动作时露了破绽，立即招来观众的嘲笑或唾骂。任凭你在那张脸皮上涂了多厚的脂粉，涂改得面目全非，都有个别观众知道你的底细，转过身来向大家说：“这是谁谁的儿子，在台子上丢先人们的脸！”确有认真演戏的戏子匠，不仅赢得了本庄群众的好评，也常常被邻村看好，请去唱一折子拿手好戏。后来，县剧团发现某某是演丑角的把式，要去了，吃上了商品粮，听说又去了陕西，他演唱的秦腔曲目，还被制作成磁带和碟片，在市场上发行。
稀里糊涂过大年
作家张贤亮在中篇小说《绿化树》里写道：“‘捎日子’，成了每个外出农工的义务：看看今天阳历是几月几号，阴历是几月几号，是什么‘节气’，离重大节日还有多少天。”“直到有人‘捎日子’来，我们才惊喜地发现：‘哟！又要过春节了。’”
在我10岁左右，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乡亲们过了一个稀里糊涂的年。有些人家以为腊月二十九日就是除夕，给祖先供纸，放鞭炮，吃长寿面，啃骨头，有些人家则按“兵”不动，鸦雀无声。当时，几乎没有哪家掌柜的会走进新华书店买一本宪书（乡亲们把印刷成册的历书叫做宪书）或日历表。我们平时看到的不过是贴在墙头上红纸黑字的雕版印刷品，是春官送的，只涉及安排农业生产的二十四节气，不能具体到每一月每一天，也不能晓得三伏和九九的确切日子。正如《西游记》里说的“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那一年村庄里恰好没有一本宪书和日历，不晓得那年腊月是大尽还是小尽，等把年胡乱过罢后，有人去单位上班，查了挂历和日历，才知道已经过去的旧年腊月为大尽。（大月称大尽，小月称小尽）。
琐忆文章5：父亲琐忆
文/紫苇
我的父亲李福生，出生在一个世代贫穷的家庭，姊妹五个，自打民校毕业，便开始下田下地劳动。
父亲年轻时，因家庭贫穷，婚姻一度受到挫折，直到二十大几才与离了婚的我的母亲结合。父亲脾气柔和，待人宽厚，母亲脾气刚烈，争强好胜，两人婚后倒也相爱无间，只是，我的母亲往往要使个性子，或在父亲面前指手画脚，父亲总是以兄长的姿态，宽容地包容一切。
母亲应该感谢父亲。在母亲的心目中，父亲理应是座风雨剥蚀的
纪念塔，记载着他们那段刻骨铭心
的相爱而又相间的人生历程。
一九五八年，为实现“赶英超美”的宏伟目标，各地建起许多小铁矿，小土窑，大炼钢铁。当时的邯郸地区也响应国家号召，从城市和农村征集大批民工进驻邯钢，一呆就是两三个年头。后来随着形势发展，邯钢从乡下征召的一部分民工要“南下”支援南方的经济建设。在当时的乡下，人们的生活极端贫困，瓜菜代、指标粮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不能解决温饱。我的母亲已有我的姐姐和我两个年幼的孩子拖累，又要白天黑夜地参加社里的深翻土地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母亲的一再请求下，父亲放弃了“南下”的想法。
父亲高小毕业，有点文化，他的毛笔字我见过，写得清秀，间架很好。从邯钢回来后，正值我们这一带农村兴起建土窑烧砖，父亲很快学会并当了技术员，在本村和邻村一干就是几年。父亲去世后，我们因缺钱买砖建房，母亲曾经慨叹说：“要是你爹在，甭说咱盖三间房，就是盖座楼砖也不缺！”可惜，物是人非，两境茫茫，只留下了喟叹和惆怅！
早些年，在我们这一带农村兴捣坯打墙，民间就流传着“捣坯打墙活见阎王”一说。父亲会一手捣坯的手艺，他的人缘好，因之，谁家有了“见阎王”的活儿，往往想到我的父亲，而父亲，总是爽快应承。有次，父亲刚刚应邀给村支书家捣了几天土坯，尚未来得及休息，便有邻居上门来请，说是让帮他的一个亲戚捣几天土坯。父亲心中不悦，但仍慨然应允。来人走后，母亲埋怨父亲：“看把你累的！你就不会说个‘不’字吗？”父亲无可奈何地说：“累就累吧，只能这样，咱才给支书家帮了忙，人家来，不答应，人家会说咱看不起人，溜添当官的。”几天下来，胳膊都肿了，腰也直立不起，只能用轻微的呻吟驱除疲劳酸疼。
早些年，农户用煤都是徒步或赶着牲口到煤矿去拉，要往返300多里的路。早起晚睡，风餐露宿，极其辛苦。年少时，我就亲眼目睹父亲从煤矿拉煤回来，坐靠在圈椅上，龇牙咧嘴那副痛楚万分的神情。那是一种艰苦的跋涉，是体力和意志相互配合的一个艰难的过程。一次父亲和本村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给生产队拉煤回来，对母亲说：“××儿媳妇，咳，够老家伙呛！拉煤，这么重的活，你猜她给老家伙带了啥吃的？高粱面窝头，硬得没法下嘴，老家伙累得不想吃，光喝水，我就把咱的玉米饼子泡了给他吃。”当时的玉米饼子已属奢侈品了，逢年过节时才能吃到。直到后来我上高中，我的母亲和我的几个姊妹在家吃高粱掺面窝头，而网开一面地让我带净面玉米饼子到学校，至今想起，仍使我对母亲感念不已。
作为长子，父亲孝敬父母，对兄弟们迁就照顾。前些年，我们与叔父分家时，因四叔尚未成家，父亲便与我的两个叔叔商量，尽四叔先挑房屋。本来说好放在我家的一块木板归四叔所有，但四叔来取时，我的母亲一时小心眼儿，死活抱着木板不放，父亲看在眼里，心中恼火，猛地将木板从母亲的怀抱中抽出，大喝一声：“滚开！”将木板递到四叔手中。后来，祖父病重，因做手术需要输血，日夜守候在祖父床侧的父亲毅然把他这个儿子的O型血液与父亲的血液融二为一！
父亲离开我已二十多个年头了，他没有留下多少产业，只是留给我们母子一些不菲的债务，但时过境迁，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如在眼前。
父亲，我永远的忆念！
琐忆文章6：春节琐忆
文/张保民
“新年好，新年到，闺女戴花儿要炮，老头要顶新毡帽”。儿时学会的过年童谣还在心底回响，只是人已中年，遍尝人生喜乐，饱经岁月风霜，过年况味自然不同。自幼及长，由青年而中年，春节的种种琐事一一闪现在眼前。
少年的春节单纯而快乐。幼年、童年、少年，春节就是简单的快乐，纯粹的喜悦。那时候家里穷，一年到头也就是春节能吃上好吃的食物，穿上一身妈妈做的新衣服。尽管好吃的不过肉馅饺子，新衣服不过是妈妈织的粗布染色做成的，压岁钱不过是一毛两毛的纸币，但这些足以让幼小的人儿满心欢喜、兴奋雀跃。小孩子们农历大年初一会早早爬起来，挨家挨户去邻居家捡拾放鞭炮时没炸响的纸炮。残留有捻儿的就正常燃放，没捻儿的就把纸炮拆开倒出黑火药，然后用火香点燃，激亮而刺眼，常有孩子不是炸伤了手指头就是崩破了嘴唇，让大人既生气又心疼。记得有一年春节，我自告奋勇地早起放鞭炮。晚上睡觉把鞭炮放在枕头边，一会儿看看，一会儿摸摸，兴奋得睡不着觉，直到半夜还是忍不住鞭炮的诱惑，偷偷把鞭炮拆开取下一小半藏起来等过年慢慢放。农历大年初一天不亮就起来放炮，没响几下就放完了，父亲在屋里问：“这鞭炮怎么响时间那么短啊？”现在想起儿时的春节，我的心里就滋生出暖暖的情愫，想起祖父母，想起父母，想起小伙伴，眼睛顿时湿漉漉的。
青年的春节平静而快乐。祖父母已经故去，父母在堂就是纽带，兄弟、子侄都能相聚。传统的春节习俗一样地遵循。烧地锅儿蒸年馍，过油炸肉丸，剁饺子馅，叮叮当当，春节气氛温馨而热烈。自己已经成家，上班也不轻松，肩负着家庭和工作的重任，春节值班常排在农历大年初一、初二。最难忘的是2000年的春节，除夕下起了鹅毛大雪，铺天盖地，整整下了一夜，积雪盈尺。农历大年初一下午和初二上午是我值班，中午12点接班。家离县城30里路，一路都是雪，农历大年初一也没有公交车，厚厚的积雪让我愁容满面。没奈何心一横，九点半我骑着自行车出发，在厚厚积雪的路上慢慢骑行，一望无际的皑皑白雪很快让我成了雪人，眼前发黑看不清路途，只好眯着眼睛艰难前行。一路上不知道摔了多少跤，翻了多少个跟头，衣服上、鞋子里都沾满了雪，幸好那天路上基本没有大车，没有出事。就这样在路上走了两个多小时才赶到单位，按时接班值班，尽管浑身冰冷，冻得瑟瑟发抖，但是我的心平静安详，还有一种尽到职责的满足和快乐。
中年的春节孤单而萧瑟。中年是一个分水岭，是一座高峰、一道坎。经过人生无数风雨的吹打、洗礼，人已经淡定而冷静。父母去世，只剩下形只影单的我、对影三人的寂。几个春节都孤寂萧索，然而也很自在平和。有网络，有书刊，有美食，有自得。无悲，无喜，不怨，不怜。这样的境况，对我或许是最合适的安排。冥冥中自有定数，我岂能不乐天知命。一年到头忙忙碌碌，也只有春节可以休闲几天。现在趁着过年休息，正好可以把早已打算写的几篇论文写完，再把参加培训学习的课程细细反刍消化。唐代诗人郑谷有诗吟咏《中年》：漠漠秦云淡淡天，新年景象入中年。情多最恨花无语，愁破方知酒有权。苔色满墙寻故第，雨声一夜忆春田。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我不饮酒，且把小文再作几篇。
琐忆文章7：拜年琐忆
文/张敦田
人年过古稀，就爱回忆旧事，偏是对那孩提时经历的事儿，记得极为清楚。新年已至，脑海中于是忆起小时候拜年贺岁的情景。
小时候，我记得有这样一句民谚：“老子回头，不觉重添一岁；孩童拍手，喜得又遇新年”。过年不仅老人喜欢，儿童们更为喜欢。我们小时候，把公历1月1日称为“新年”（俗称阳历年）。而把夏历正月初一则称为“阴历年”。直到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上做出规定：公历1月1日为“新年”，夏历正月初一为“春节”。从此就有了“春节”这个称谓。
春节是我国民间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春节不仅是我国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民间习俗的大展现，而且也是我国传统文化最集中，最完美地一次展示。我国的春节，历经千载，传承延续。虽然社会在发展，岁月在更迭，至今春节依然保持着特有的韵味和无穷的魅力。春节期间多种多样的年俗，更是丰富多彩。
年，是一年生活新的起点。人们总是把未来一年的理想和欲望，通过各种年俗，把它表达出来。在过年的众多习俗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拜年。据有关史料记载：“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北京元日朝野拜年的盛况。
按照老兰州人的习俗，大年初一天明之后，就要打开大门，喜迎来拜年贺岁的客人。开门前，先要放三声炮仗，这叫“开门炮仗”。以炮声辞旧迎新，开门迎年。大年初一早晨，不能睡懒觉。平常瞌睡再大，这天都要早早起床。初一早起床，就意味着这一年“早起”，这是个口彩。起床后，男女老少都要着新衣冠，穿新鞋袜，个个打扮光鲜。
迎来新年之后，由家中的长者率家人晚辈，出门拜谒邻里亲友。即使是平日里少有往来的邻里人等，这时见面也要贺年问好，互拜于门。我们这些小孩子，只是跟在大人们身后，到各家去拜年施礼。每到一家，都要给长辈们磕头作揖行礼，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上几句拜年祝福的吉祥话语。拜完年后，主人还给小孩们象征性的给点年钱。
有些富裕人家，还在门首设一记事簿，这种记事簿，也叫做“门簿”。是专门用来记录那些登门拜年施礼贺客名单的。就是不设“门簿”的寻常人家，对登门前来拜年的新朋旧友，内亲外戚，也会铭记在心。那时候，邻里之间，亲朋好友之间拜年贺节，多是真心实意的，很少有什么功利色彩。
旧时代人们拜年的规矩是：“先家内，后家外”。拜年时间的安排顺序是：初一拜本家和邻里。初二、初三拜舅父母，姑丈，岳父岳母。初四、初五拜亲朋好友。兰州人还有正月初二，上坟给祖先拜年的习俗。按照旧俗，拜年最迟不得超过正月初十，超过初十就有慢待之意了。人们把年前拜年称为“拜早年”。初十以后拜年则称为“拜晚年”。丧家拜年要迟五天开始，否则就是不懂礼数。
另有一种“望门投帖”的拜年形式。在旧社会那些官宦人家，有钱人家，常常自诩清高，不肯亲自登门拜贺，便派人送去贺帖，这种贺帖也叫“红单”，类似现在的贺年卡。有四大才子之称的诗人文征明在《拜年诗》中写道：“不求见面帷通谒，各纸朝来满敝庐。我也随人投数纸，世间嫌简不嫌虚”。这种投笔拜年的方式，多为有钱人家，官宦人家所使用，寻常百姓鲜少采用。我说的这些，都是些六七十年前，拜年贺岁的古风旧俗，都是些老话了！
其实，人际交往，也是春节期间的主要内容之一。拜年活动，就是在节日里为人际交往架起的良好桥梁。人们通过拜年贺岁的方式，走亲访友，相互来往。邻里之间，亲友之间小小的矛盾或隔阂，许多不开心，不愉快的事儿，通过相互拜年即可烟消云散，一扫而光，亲密如初。
“拜年”这种习俗，自汉代产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出现一些新的拜年方式。近年来，每到春节期间，国家都要举行大型的团拜会，国家领导人向全国人民拜年问好。这种新兴的团拜方式，既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的关怀与祝福，也增加了人民的幸福感。这种团拜会，也是对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拜年礼俗的传承和创新。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春节期间，人们拜年贺岁的方式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如今，电话拜年，手机拜年，网络拜年等等，已成为了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当代文明相协调的新兴的拜年方式，这也是对我国传统拜年方式的一种创新和发展，并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从古至今，拜年的习俗一直在渐进式地变化着。历史上，周秦时代以及后世那些繁文缛节的拜年习俗和礼仪，而今已所存无几。然而，无论拜年方式如何变化，拜年传递友情，促进家庭团结和睦，增进友谊，和谐亲情，促进社会人际关系和谐的本义，却始终未变。拜年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仪式和环节，也是培育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形式。
拜年还是人们寄托乡愁感情的一种载体。现在，我们中的许多人，走出了乡村，来到了现代化的大城市，住进了高楼大厦，成为了“小楼一统唯寡人”的城里人。不过，无论他们在外面如何风光，也无论他们在异地他乡是贫是富，只要条件允许，他们都要带着儿女，回到自己的家乡，给自己的祖先拜个年，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问个好。这种思乡念土的桑梓之情是割舍不断的。
琐忆文章8：中秋琐忆
文/艾科
记忆中故乡的中秋，是从一场味蕾盛宴开始的。中秋时节，家乡人通过筹备食材，来为中秋餐桌“添菜”。“添菜”即“添彩”“添财”之意，所以家家户户都不会错过这顿被赋予了“好彩头”的中秋午宴。
因为住的距离不远，所以中秋当天，大姑二姑都会提着竹篮，来给爷爷奶奶敬奉中秋大礼。历经岁月磨砺的竹篮，用一方绣着大红喜字的褪色枕巾盖着，枕巾下面是琳琅满目的各色吃食。进家刚刚寒暄数语，大姑就从竹篮里掏出一包五仁月饼，拆开，打发我们这群馋嘴的孩子。那月饼咬上一口，便露出红绿丝、花生仁、冰糖等配材，甜腻由口腔漫溢至胃里，口中越嚼越香，欣喜越来越浓，大人在一片欢声笑语里，谈论着庄稼的收成和身体的安康；获得美食的孩子则会一哄而散，边玩边静待午餐的到来。我打小就对甜食没有多大兴趣，月饼吃上一块，口腹之欲满足过后也就不了了之，我更加觊觎竹篮里的其它东西。因和爷爷奶奶同住、父亲又在兄弟姐妹中排行靠后，所以免不了会在诸多方面得到姑姑们的帮衬，包括吃食。不用猜我都知道，除了五仁月饼，大姑的竹篮里还装着鲫鱼、红糖、油条和馓子，二姑的竹篮里必定有排骨、罐头、苹果和鸡蛋，总之都是非常实惠的礼物。有了这些食材相助，母亲只需稍加“破费”，便可做好一餐美食。
干脆利落，母亲已将公鸡杀好。大姑早已烧好一锅开水，母亲将开水舀进和面的盆里开始给鸡煺毛，二姑着手择菜，奶奶戴着花镜从鞋筐里找出一块碎花布，里面包上两枚铜钱缝严后，再用针线于钱孔处将芦花鸡毛“栽”上去。几分钟的时间，一枚闪闪发光的毽子就做好了。妹妹喜出望外，死缠烂打地让我陪她踢毽子，全然忘了痛失芦花公鸡的悲伤。厨房里的妇女们，正在一片乒乒乓乓的乐曲中，准备着一年一度的中秋午宴，今年会有什么好吃的饭菜呢？
果然不出所料，中秋的宴席上，有母亲做的拿手好菜红烧鸡块，还有姑姑们做的糖醋排骨和清炖鲫鱼等十余道菜，道道都令我垂涎欲滴。举家团圆的日子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姑姑姑父，以及我们这群叽叽喳喳永不消停的孩子们，围着一桌热气腾腾的珍馐佳肴，在清秋的静谧时光里大快朵颐。餐桌上空微微升起的菜香，裹着欢声笑语，一起融进素常平淡的烟火生活里。大姑二姑带家人过来陪爷爷奶奶吃过午饭，还要回去和各自的公婆共进晚餐，这是每年中秋都不曾改变的约定。
乡村的中秋之夜，没有吟诗作赋的雅兴，也无遥寄相思、对酒当歌的哀愁。吃过晚饭，母亲一如既往地刷锅喂猪，赶鸡鸭归笼，总是忙得腰酸背痛。而像我这样贪玩的孩子，岂能辜负这皎洁迷人的月光？
凉意乍起的中秋之夜，月光洋洋洒洒，照亮了乡村的角角落落。母亲忙完了所有家务，便坐在煤油灯下为我缝补衣服。妹妹早已酣睡，而我则拿着父亲为我刨刻的木质“天涯明月刀”，去和村里的小伙伴展开一场江湖厮杀。中秋之夜的乡村异常宁谧，近处的牛哞和远方的狗吠，是乡村最安适妥帖的记忆。孩子们的游戏种类不胜枚举——斗鸡、捉迷藏、跳房子、老鹰捉小鸡、木头人、跳皮筋……大人们的活儿总也忙不完，他们无暇顾及在外疯玩的孩子，所以我们有大把大把的时光，在月光下尽情演绎童年的精彩。
直到月上柳梢寒露微起，家家户户传来唤儿回家的声音，我们这才发现月宫中的嫦娥，正在一边优雅地吃着月饼和苹果，一边望着在地上追逐嬉戏的孩童嗔笑。奶奶说，每年中秋之夜，嫦娥姑娘都会在天上观看人间的一举一动。所有行善的大人，都会被赐予福寿安康；所有听话的孩子，长大以后都会金榜题名、诸事顺当。
我从未质疑过奶奶的神话传说，直至多年以后的今天，每逢中秋之夜，我都会坐在书房的落地窗前，借着月光吃一块五仁月饼和一个苹果。城市月光不明，往昔历历在目。如今的中秋之夜，乡村再也寻不到孩子们集聚疯玩的场景，好像月光都盈满了沁人心脾的微凉，但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一帧一帧地忆起，那业已逝去的，素朴而珍贵的中秋时光。
琐忆文章9：糖的琐忆
文/袁朝庆
每年过年在买葵花子、花生、松子、西瓜子、葡萄干、南瓜子时，都会买一些水果糖，有大白兔奶糖、薄荷糖、阿尔比斯糖等，妻子买了圆形个大糖果盒 ，设计比较精巧，中间一个小的圆和六个扇形把糖果盒分为七个小空间 ，瓜子花生之类放一圈，中间放着水果糖，春节过后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水果糖还是腊月三十放的那一大把，直到夏季糖和糖纸粘一块了才清理。今年春节妻子说不买糖果了，买了也没人吃，我说，还是少买点吧，花花绿绿的糖纸看着有过年的氛围，再说过年怎么能没有糖呢。
小时候老是盼过年，农历六月刚过就开始掰着指头数天数，算离过年还有多少天。其实盼过年主要是看能不能穿上新衣服，再就是过年能吃上糖。买布需要布票，每人每年只有几尺，要积累几年才够做一身新衣服 。布票还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没钱。那时的农村，家家户户都穷，衣服是不分季节的，冬季下身穿两条单裤子，上身贴肉穿一件寡袄子，外面穿一件能遮丑的外套，夏季改穿一条单裤子，棉袄一脱外套就变成了夏装。我们家弟兄姊妹多，我哥的衣服 穿不上了我穿，我穿不上了给我弟弟穿，每一件衣服都打着补丁。所以，过年换新衣服只是梦想，可遇而不可求，过年只剩下和糖有关了。
我说的糖是农村的土糖，我见过的土糖有两种，一种是玉米熬的，颜色微黄，还有一种是红薯熬的，颜色发黑。在那个饥饿的年代，用玉米熬糖不仅是奢侈，而且是浪费。毛主席说，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所以，一般没人用玉米熬糖，即就是红薯，大多数地方也是充当主粮的，哪有多余的用来熬糖。
陕南有个明显的特征，沿川道和丘陵地带土地平旷，水利条件好，但人口密集，人均耕地少，山区一条沟几户人家，人均耕地多，但都是靠天吃饭的坡地。我老家大沟口处在山区和丘陵交接地带，人均水田有九分左右，另外还有近三亩坡地，虽然生产队把大部分稻谷和小麦都上缴了公粮和购粮，但秋季的玉米红薯产量还是不少。我们家人口多，挣工分的也多，每年都能分两大红薯窖红薯。所以，每年腊月我母亲都会熬一锅红苕糖。
熬红苕糖并不简单，提前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农历九月，当小麦种下地后山区就进入了猫冬季节，整个冬天主要是进山砍柴，以备足来年生火做饭的燃料,其他时间就猫在家里烤疙瘩火。进山砍的梢子柴熬糖是不行的，因为不耐烧，火劲也不够大。当柴砍得差不多时，母亲会提醒我们，把自留朳的花栗树砍一块吧，我熬糖好用。砍花栗树需要一把力气，而且砍倒时把握不好方向树梢下来会砸到人，如果树兜弹起来更危险，一般都是我哥带着我和弟弟完成，一根一根背回家里后，就成了我和弟弟的事了，我用锯子截成一尺多长，锯的过程中锯条发烧阻力大，需要我弟弟用壶对准锯口不停浇水，锯完后我在用斧头劈成块子柴，整整齐齐码在屋檐下。柴在屋檐下自然烘干后母亲开始做麦芽，她取一碗麦子淘干净，用水泡一天后把多余的水滤掉，平铺在一个盆子里，上面盖上厚厚的布，放在暖和一点的灶台附近，一个周过后就长出了麦芽。准备工作算是完成了。
熬糖的那天，母亲起了个大早，让我哥带着我姐，还有我和弟弟，到半山坡的红薯窖把红薯弄回来，我们挑的挑背的背，费了一早上功夫，红薯堆了少半间屋。吃罢早饭，一家人开始忙活，我和弟弟负责洗红苕，我姐负责把红薯剁成丁，母亲再把剁好的红薯丁一锅一锅煮熟，全部煮完后装在一个大木桶里，母亲把麦芽剁碎倒进去，再充分搅拌，约半个小时后开始加水充分稀释，稀释后用纱布过滤，红薯渣用于喂猪，滤出的糖水装上一大锅开始架大火烧，剩余的糖水装在木桶里，等锅里熬成半锅了再掺进去，要把几大锅淡淡的糖水熬成很稠的糖稀，需要十多个小时，要烧掉一人多高一堆柴。小时候，我比我的三姐和五弟懂事早一些，糖熬到十点左右，已经没啥技术活了，剩下的就是把桶里的糖水往锅里加，把柴火往灶里填，我发现母亲已经非常累了，就让她去休息，母亲不放心，害怕我在柴火堆跟前打瞌睡，反复叮咛，快熬好的时候叫她起来。前半夜还好，到后半夜眼皮开始打架，但因为时不时地起身往锅里加糖水还能坚持，凌晨五六点时只有添柴一项任务，我还真迷迷糊糊睡着了。好在母亲比较精心，把我叫醒了，她开始炒苞谷珍，炒好后铺在一个竹编的簸簸底部，然后把锅里的糖稀搯起来倒进去，最后只装了大半簸簸，冷却后很坚硬，我们叫作板糖。
母亲还是比较偏心的，每次装糖的时候锅里故意留一些，她往里面再加点水让糖稀变稀一点，再取两个比较好的红薯洗净削皮切成片，下在糖稀里烫熟，装在一个大碗里是给我的特殊待遇，我和我的两个弟弟自幼感情比较深，所以我也没独享。
到过年的时候，母亲让我们挖些观音土，用观音土把刺苞谷炒成苞谷花，把黄豆炒炸腰，再把板糖化开制作成爆米花糖、黄豆糖，年份好的时候也做少量芝麻糖和冻米糖，既是招待亲戚的糖果，也是我们垂涎已久的奢侈品。
过年时也炸一些干土豆片、面角子，还炒一些花生，这些连同芝麻糖、黄豆糖、冻米糖都是招待亲戚的，只有捏成团的苞谷花可以不受管制的吃，但苞谷花上沾的糖非常少不太甜，而且粗糙口感差。那时各家各户的情况都差不多，所以走亲戚拜年时我和我三姐还有弟弟都想去，为的是在亲戚家能多吃一点糖，因为我相对懂事一点，多数情况都是我胜出。母亲虽然没啥文化，但却是个明事理的人，每次出门前都要叮嘱，到亲戚家不能真当客人，要帮着干些活，要懂得敬长辈，上桌子不要坐错位置，吃饭吃糖果要斯文，不能穷吃饿喝吃相难看，走的时候要邀请亲戚到我们家来玩，给啥东西尽量推掉不要。母亲说的我都做到了，唯独往我荷包里装芝麻糖之类的东西我没推辞，我想着带一点给三姐和弟弟吃。
过年最喜欢给姨妈和姑妈拜年，因为她们会悄悄给我手里塞两颗水果糖。那时，供销社的商店里摆的有白糖和红糖，但你要有糖票才买得到。糖票并不是普发的，只有得了肝炎、肺结核之类的病，持医院诊断证明到生产大队开介绍信，再持介绍信找公社书记签字才能领到糖票，一般也就半斤一斤，给两斤糖票都非常少。而红糖也一样，只有生孩子坐月子时，大队开介绍信，公社书记签字才能领到糖票，一般只是一斤。
那时供销社和农村的代销店还有水果糖，那是唯一市场化供应的洋糖，但价格很贵，最便宜的一斤都要九毛钱。一斤大概一百颗，因为农村穷，代销店大多都是论颗卖的，一分钱一颗。过年时，家境略好一点的会根据亲戚家里的孩子数量称二三两，上门拜年走的时候悄悄塞两到三颗。
那时钱很金贵，小孩子口袋里是没有钱的，因为你上学、给家里买东西父母都算挨了，余款要交回。唯一一次是我上初一时，给父亲跑腿剩了5分钱，父亲那天心情好赏给我了，在我口袋里装了一个多月也没花出去。星期六下午从学校回家时，陈勇约我一块回。陈勇的家在我老家小学附近，他父亲是地质队的司机，他母亲周老师是我的小学老师，陈勇从小学到初二都和我同班，上小学时我们学习成绩差不多，上初中我成绩明显好于他。我回家必须要经过小学，所以经常遇到周老师。有一次，期中考试后她问我的学习成绩，我如实报告，她就说，我们陈勇是不是在学校上课没好好听讲，或者不好好写作业，我说没有啊，他学习很刻苦认真。她说，那为啥他学习退步了？我想了一下我俩在学校表现也没啥不同，唯一的区别就是他冬天穿得厚一些，因为经条件稍好一点打饭打得多一点。我就说，你给他穿得太暖和了，加上吃的有点饱，上课容易迷糊。那天在回家的路上，他说，你把我害惨了！现在我妈不让我吃饱，也不让我穿暖，你应该说我营养不良大脑供血不好。我赶快给他赔礼道歉，说我当时想不出啥好理由。走到火车站那个代销店时，他说，我口袋还有五分钱，我们买几个水果糖吃，以后我妈在问你啥，想好了再说。到代销店他掏出5分钱说买五颗糖，营业员说没有，只有一种圆球状的大水果糖，一毛钱五颗，陈勇说4分钱买两颗行不行，营业员说起点就是一毛钱五颗，我想起口袋里还有五分钱就凑一块买了五颗，分糖时他给我三颗我不要，说给他多分一颗就算我赔罪，他也不愿意，最后他把一颗糖放在窗台上，找了个小石头沿中线一敲，整整齐齐两瓣，一人吃了两颗半。
除了过年，平常是见不着糖的，好在大自然的安排总是那么有人情味。农历二三月，漫山遍野的野花开的姹紫嫣红，其中有一种紫色的花让我们特别兴奋，花苞长长的，中间是空的，里面藏着一滴带清香的糖汁，我和姐姐弟弟打猪草时经常能见到，立刻摘下来用嘴一抿，那一滴糖汁就进嘴里了，后来我知道那是丹参的花苞，但我始终没见过丹参花开的样子。
那时，所有地里都种着庄稼。由于种子都是从头一年收成中选的，种出来的庄稼也是很有个性。我老家坡地多，夏季漫山遍野都是玉米，绝大多数苞谷秆上都是规规矩矩的长一个大玉米棒子，也有表现超好的长两个而且籽实饱满，还有喜欢炫耀的把玉米棒子长在天花位置，也有少部分就像平胸的女人，只象征性的长个小玉米棒，撕开后只有很小个玉米芯，基本不结仔。这种玉米秆不太粗壮也不太高，但看起来紧凑结实，但恰巧这种玉米秆含有大量的糖分。初秋时节，远远的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赶紧砍下来大快朵颐。
大人们没钱给我们买糖吃，他们自己也没钱买酒。但逢年过节、给老人祝寿、农忙请人干活，没有酒是不行的，只能自己烤土酒。烤酒的原料有大米、玉米、红苕、马桑树泡、甜高粱秆，在饥饿的年代用大米和玉米烤酒基本不可能，红薯烤的酒据说喝着胀肚子，用马桑树泡烤出来的酒有微毒，所以沟里就有人种上一小块甜高粱秆。刚种上就被我们瞄上了，等到顶部抽出穗子就知道能吃了，打猪草时瞅着没人钻进去，砍一根迅速剁成短截装在背篓里用猪草盖上，找个没人的地方大爵起来。像我们这种“小偷糖贼”沟里有几十，最后等烤酒时甜高粱秆只剩一半了。
糖和过年的记忆深入骨髓，几十年来，随着时间越来越远，记忆反而越来越深。绝大多数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都会有无法排解的乡愁，其实乡愁是无法回去的童年和少年。所以，糖吃到嘴里是甜的，但细细品味，其实后味都带着淡淡的苦或酸。
小孩子喜欢吃糖是天性，但经历生活磨砺的成人才真正懂得糖。糖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如同生活中甜美不是常态，无论土糖和洋糖，都经历了水深火热与压榨，如同人，只有经历了平淡和艰难困苦才能体会生活的甜蜜，所以，糖把艰辛的苦和酸楚注入了灵魂。
琐忆文章10：琐忆：故乡的芦苇
文/青石印
老家的屋后，屋后的河边，依水而生的芦苇成了随处可见的风景。
芦苇属于多年生禾草植物，生命力极其旺盛，只要有水的地方，你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少则三两株，临风而立，卓尔不群；多则千千万，密密匝匝，蔚为壮观。
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芦苇也像其它小草一样，感受到了春的气息，嫩绿的尖牙渐渐地从泥土里钻出来，呼吸着春天的空气。因为芦苇根味甜，儿时不经事的我们，经常三五成群，拿着铲刀，在泥土中挖根，洗干净后吃。芦苇生命力是顽强的，尽管我们恣意践踏，它们还是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生长，二、三个月后，就能蹿到一人高以上，一株株像亭亭玉立的少女，秀丽端庄。
盛夏季节，微风吹过，水里的芦苇随风荡漾。这个季节，偶尔有几只野鸭会冲天而起，“咯咯咯”叫着在空中盘旋几周后又俯冲下去，消失在芦苇荡深处。乘着小木船穿梭在荡子里，偶尔也会在芦苇丛中发现野鸭的巢窝，里面躺着几枚褐色的野鸭蛋。夏日傍晚，空气中弥漫着蒲公英和一些野花的混合气味。我和伙伴们时常赶着自家的小鸭小鹅来到河边，小鸭小鹅是最喜欢水的，河水深且清澈，晚风吹过，芦苇随风摇曳，偶尔，你还会在茂密的芦苇丛中发现一株野百合，小巧而娇嫩，洁白而无瑕，在夕阳照射下更显妩媚，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野花的清香。
每当端午节来临之际，我都要随姐姐在苇丛中精选宽大的苇叶，放进竹篮，回家后，将苇叶洗刷干净，妈妈拿两片叶子窝成圆锥形，再把洗好的的糯米和红豆放入其中，裹成四角尖尖的形状，用上等的稻草系好，一个粽子就包好了。等粽子全部包好后，母亲把它们放进大锅中加水煮沸，不一会，一缕缕粽叶的清香飘入我们的鼻中。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这些嘴馋的孩子早已迫不及待，吃粽子，便成为我们能美美享受的一顿饕餮大餐。
秋天，芦苇花开，放眼望去，犹如蓝天上漂浮的成片白云，加上被阳光照射成万顷碧波的河面，一幅精美绝伦的画卷呈现眼前。时而有一两只白色的水鸟从苇层中飞出，如一朵流云，追着落日，滑向天际。深秋了，河边的芦苇也逐渐洗去了铅华，越发显出了雍容端庄，周身透出一股成熟的魅力。这时候芦苇由青转黄，芦花也变得异常洁白柔软，望去恰如连绵的白雪。
冬闲时分，便是收割芦苇的时候了。村中男女老幼一齐出动，挥舞着镰刀，去收割属于自家的那片芦苇。收割的场面热闹非凡，为寒冷的冬季平添了一些暖意。他们将芦苇仔细地割下、捆好、运到家里，将芦苇晒干以后堆放在场院中。然后，精选出粗且直的芦苇杆，用尼龙绳编成宽大的帘子。这芦苇帘子平时可用板凳搁起，晾晒衣物及腌制的瓜干，到了夏天更可以挂在门上挡住蚊虫。更有那心灵手巧的阿婶，将芦苇杆拿在手中，用小巧的篾刀熟练的剖开、压平，然后将它们编成席子，手艺突出的还能在席上编出精美的图案。这芦苇编成的凉席确实是夏季纳凉物件中的上品，比起现在各式各样的竹席、麻将席来说，绝对算得上是价廉物美了。
芦苇的一生是无私的，给了我们清新的空气、美的享受和物质财富，却从不向我们索取什么。
不知何时起，天空灰蒙了，不再有先前的湛蓝；河水浑浊了，少了往日的清澈。芦苇的面积也逐年萎缩，现在回家看时，只剩下了稀疏的一小片、一小片。
但愿，天蓝水清之时，家乡那美丽壮阔的芦苇能再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只是，我们能等到那一天么？
琐忆文章11：山七镇琐忆
文/合肥韦法明
从老家舒城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一段山七镇的宣传视频，不禁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
山七是一座百年老镇，坐落于大别山东麓。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规模三线建设，使这个寂静的山区小镇，成为舒城境内晓天、河棚、燕春、大河沿等地十来家兵工厂和配套单位相互往来的必经之地。与其毗邻的，就是我出生、生活和曾经读书的那个更小的名叫五桥的山镇。两座小镇之间，只隔着一道山岭——扬旗岭。战旗飞扬？听起来这里就像某个战略要地。
相对于五桥，当年的山七镇算是繁华的了，商铺较多，老街中间还有一家新华书店——那是我曾经心仪的地方。记得刚上初中时，我一度迷恋画画，碳铅笔、水彩颜料和作为绘画摹本的《安徽儿童》，需要步行5公里左右到这里来买。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按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来购买这些东西。通常是一枚鸡蛋可以换回一本薄薄的《安徽儿童》彩色画刊——其实，那时我已经跨入少年行列。
我与山七镇还有更深一层的机缘。1979年，我们上完高二，各个学校又延长了半年的学习时间。那年春天，脑膜炎在我们那一带蔓延。一天早晨，刚捧起课本开始早读，我突然发烧并伴着剧烈的头痛。班主任见状走过来，揉揉我的额头后，神情凝重地说，赶紧回家请医生看病。他叮嘱我多吃生大蒜，别染上脑膜炎。
回到家里，高烧中的我感到寒意袭人，浑身发抖。奶奶慌忙把爷爷从外面叫回来，要他把医生请回家。那时我已出现喷射状呕吐。第一瓶加药的生理盐水是在自家的床上吊的，睁开眼睛后，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守在身边的，是我爷爷。他差不多用一种近似感恩的口吻连连说道，醒了醒了，终于醒了。好像眼前这个他一直有些溺爱的长孙，现在能睁开眼睛，是上天对他莫大的恩赐。他说，我已经昏迷了两天。我染上了急性脑膜炎。昏迷之后，被邻居也是我同学的父亲，用板车送到了医院。这里就是山七医院。
山七医院，比我们所在的五桥医院医疗设施和其它条件都要好得多。我醒来时，外面正下着雨。医院的院子显得有些空寂，屋檐下雨水滴落的声音，至今清越在耳。爷爷说，多亏我们来得及时，医生说再晚点就没救了。我愣愣地看着窗外的院落，地面铺着的青砖上和稀疏的草丛里，被细密的雨脚溅起一层迷蒙的水雾。就在那时，一种人生无常的滋味，第一次在我内心油然而生。
小时候，喜欢和镇上的小伙伴们打仗，弄得头破血流好像也没在乎过。可我却一直惧怕打针。好在那位面部扁平的护士，有着难得的耐心，她总是轻声细语地骗我说，嫑怕嫑怕，就像小蚂蚁蜇一下，就好了。说到底，自己还是个胆小鬼，这让我在好长时间里都感到羞愧难当。
我两岁开始就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父母离得较远。父亲得到消息赶来看我，我已经出院十多天了。他见到我也不稍作安慰，只是说人还在就好，脑子烧坏了，以后就不要多动脑子读什么书啦，你还是跟我下去吧。所谓下去，是指回到父母他们所在的丘陵地带，爷爷家所在的五桥，属于山区。我当然不答应。我问父亲，和爷爷商量过吗？他说，我这就和爷爷奶奶说去。你这样大学是考不上了，何苦还费那个脑子？我说，大学考不上，至少这学期我就可以高中毕业啊！再说，我念书你们也不用负担什么！后面这句话，击中了父亲的要害。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多，一家人生活压力很大，我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爷爷奶奶扛着的。在上学的这件事上，我没有丝毫的妥协。就这样，出院半个月不到，我又回到了那个叫五桥中学的“戴帽子”高中的教室里。
几个月后的7月初，我和同学们一道去县城参加高考。本来完全是抱着一种凑数的心态去的，没想到很快就接到学校通知，让我去县医院体检——我居然达线了！9月中旬，一起去体检的五六个同学，都陆续去了录取他们的高校。就在我已不抱希望的时候，一纸录取通知书终于还是来了：六安师专中文科。当时的感受，可以借用几年前的一句流行语：我很满意，我已经用上了蛮荒之力。
接到通知书的第二天，我一早就动身前往父母家去报喜——那时通信困难，只有到镇子上的邮政所，才有电话可打。从五桥到父母所在的阙店，经过龙河口水库——也就是现在的万佛湖，需要两次搭乘一种柴油机作动力的木船。我第二次上船的时候，刚到船边，就看到父亲挑着担子从船上下来。父亲挑着的担子，一头是两床棉被，另一头应该是编织袋装着的粮食。我喊了他一声，问这是去哪？父亲把我拉到一边，说：送你去复读吧！我一听乐了，连忙从背在身上的半旧的军绿色帆布书包里，找出装有录取通知书的信封。我说，不用了，我已被录取了！父亲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片刻之后，终于恍然大悟地笑出声来，连说：那就好，那就好，我们回家！
在返回阙店父母家的路上，父亲想起了我生病后要我休学的事。他说，多亏了当时把你送到山七医院，救得及时啊，捡了一条命，还没耽误你念书。
打那以后，无论是外出求学还是已经工作，每次回五桥经过山七，我都会去老街上看看。1981年，我毕业，就分配在离山七镇十多公里开外的三线企业皖江机械厂，两年后调往合肥。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后，回五桥就渐渐地少了。好在五桥的同学和亲戚，后来有不少也在合肥工作。他们回老家经过山七时，总会带一些当地的干子、千张和地道的手工糕点，有时也没忘了跟我们一起分享。山七的干子、豆腐、千张等豆制品，其工艺和同属大别山区的霍山差不多，过去在我们那一带很有名，现在更是闻名遐迩了。显然，家乡的这些特产，对我们这些常年在外讨生活的人而言，不仅意味着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还深深地蕴藉着历久弥新的乡愁和绵延不绝的乡情。
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通过舌尖和味蕾，无数次地完成对家乡的确认。
琐忆文章12：童年琐忆
文/箫音
童年琐忆
童年是美丽的，欢乐的，难忘的。在我的记忆中，它象一串闪闪发光的珍珠。
春天到了，麦苗绿了，桃花艳了，一片春和景明。我和小伙伴们兴高采烈来到小河边，拎着瓶瓶罐罐进行钓鱼比赛，河水清澈见底，微风拂过，波光粼粼，河边杨柳依依，仿佛少女初浴的秀发随风摇曳，我们信手折几条嫩枝，兴奋地做几支柳笛，笛音响起萦绕在家乡上空，优美的声音仿佛是春天的号角，处处洒播着春天的信息。
不到半晌工夫，我们便满载而归。回到家，看到活蹦乱跳的鱼儿，母亲终于没有开口责备我们。最后，这此鱼儿成了餐桌上一道珍馐佳肴。
炎炎夏日，我和小伙伴们在绿荫遮翳的树林里戏耍，幽雅的环境，丝毫感觉不到盛夏的溽暑逼人。我们中有人发现树上有小鸟出没，继而又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找到鸟巢。接着，我们高兴地掏鸟蛋，抓小鸟，种类有青鸟、斑鸠、喜鹊等，全在我们目标之列。
当然喜鹊是最难抓的，它的巢多数建在大树的最高处，可能是提防我们这些恐怖分子的袭击吧。当我们爬上树去被喜鹊发现后，它们便成群结队朝我们围攻，一轮接一轮对我们发动突袭，幸好我们全副武装有备无患，否则后果肯定会被它们啄得遍体鳞伤。喜鹊是保护意识极强的鸟儿，可有时它对子女的爱却变成一种徒劳，因为斑鸠有时会占据它的巢穴，将自己的卵下在里面，并且狠心地将喜鹊的蛋吃掉，可是喜鹊却全然不知，依然精心地呵护它所认为的宝贝，所以有个成语叫“鸠占鹊巢”，就是这个道理。（上学后渐渐知道，抓小鸟是不当的，因为它是人类的朋友）。
傍晚时分，我们再次来到小树林，惊奇地看着蝉的成虫小心翼翼地从洞穴里爬出，被我们守株逮兔般逮个正着，那股喜悦劲简直无法言喻。回到家，那些蝉儿的命运也是和鱼儿一样，在母亲高超的厨艺下，经过油煎焙制两道工序迅然变为喷香喷香的美味，想来至今令我垂涎三尺。
秋天，在记忆的底片中，那可是儿时的伊甸园。三五皎皎明月夜，我和小伙伴们围着村里的老槐树疯玩疯跑，一起唱儿歌，至今耳熟能详儿歌的内容：“东坑里，西坑里，两个小孩剥葱哩；东洼里，西洼里，两个小孩说话哩。”还有一首，颇具感召力：“东边的孩，西边的孩，吃完饭，都来玩，今儿十五啦，你不来，他不来，你走了，他走了，剩你一个光着屁股跳舞吧。”一般地，这首儿歌唱不到一半，小孩子们不顾父母的阻拦，受了极大诱惑似的纷纷涌到老槐树下，加入到做游戏的行列，捉迷藏，老鹰捉小鸡，丢沙包等。夜深了，直到母亲大老远呼唤我们的名字，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去。
童年时感觉家乡的冬天特别冷，下雪了，广袤无垠坦荡如砥的原野成了我们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掷雪球，再做个所谓的雪雕作品，谁也不惧怕冬天的寒冷。还有河床的冰面上，有我们幼时经典的比赛项目。会溜冰的，瞬间划向几米远；缺乏经验的，小心翼翼跃跃欲试，可身体总难找到平衡点，骨碌碌摔向很远的地方，直笑得我们前俯后仰。
就这样，童年在无忧无虑中一晃而逝，在记忆中留下永恒的剪影。每当怜惜如今的小孩子童年欢乐的缺失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开心的童年时光，仿佛品味一杯冽冽的醇酒，醉了我的心。
琐忆文章13：合肥琐忆
文/铜陵张正好
今年的第一场雪，如约而至。记忆中的雪，印象最深的，还是1998年在合肥上学时经历的那场雪。
我就学的劳改警校，位于合肥西郊的清溪路上。几天几夜的雪，压弯了箭竹，压断了树枝。停水停电。开水炉停了，热水没有，冷水也没有。我们只好三五成群地端盆提桶，去校对面的农村水井里提水。农村的叔叔伯伯大婶阿姨们，对平时不相往来，没有任何交集的学员们，笑脸相迎，毫不顾忌学员们是否会把水井手压柄搞坏。
警校注重操练与实践。我们平时一半的时间是室外队列集体训练，一半的时间是室内文化学习。拎水不算个事，没电烧开水也不算个事。在操场上跑得大汗淋漓，回到寝室楼的洗澡间，用冷水浇得狗吠狼嚎。当然，这是男生宿舍。
自从进入警校后，在清溪路上就没坐过公交车。修路，从路口的司法学校，一直延伸到董铺水库。出校门要么步行，要么坐三轮车，就是大家常说的雅机。雅机不雅，摩托车的汽油发动机，声音很大，轰隆隆，坐在车厢里难得听清同伴的话。遇到路上颠簸，或司机急刹车，头常会撞在车厢板上。没有封闭的车厢里，与外面一样，尘土飞扬。
花钱不少，却不舒适。所以，对于天天出操跑步的我们警校生，大多是甩开腿，步行两公里，到司法学校前的路口等公交。去瑶海火车站方向，就去路对面的公交站台。而站在站台上等公交时，可欣赏对面高高烟囱里的缕缕青烟，直到消失得无影无踪。看了几次，直到后来听说那地方的名字，就不敢再主动看了。再经过那里时，总看着马路另一边的湖面菜地。
对，老合肥人都知道曾经的那个地方，就是离开人间的最后一站。去年因公出差合肥，特地从那里下车，一直逛到了董铺水库。司法学校已与政法干校、劳改警校三校合并，“末途驿站”也早不见踪影。凭着青春时的记忆，还能找到过去的一些印记。宽阔的道路上车水马龙，早已没有三轮雅机的身影，路边曾经横七竖八的红砖农家，取而代之的是花园式的别墅小区。富裕的合肥，造福了朴实的合肥农民。
那时，出校门逛到三孝口是常有的事。农大的西门是开放的，没有大门，没有值勤。爬墙虎掩护下的青砖小楼，浓荫遮天的法国梧桐，还有不知年代的几排平房。那时的农大，没有摆脱农村的特色，陈旧中朴实，朴实中温和，像冬日墙边晒阳的老人。三孝口到四牌楼的路并不宽敞，但没见过堵车。三孝口的新华书店，是学生们爱去的地方。那个年代没有电脑手机，最好的业余生活当然是看书。在书店看累了，甩腿就去城隍庙。有点零钱时，会去城隍庙买明信片之类的小东西，或者买点换季的衣服鞋子。
在警校上的第一节课，是听老师讲述合肥的骄傲。“五里飞虹”的五里墩立交桥，据说是华东第一立交桥。在五里墩桥下，仰视桥身，想象不出这样蜿蜒盘旋的桥是怎样造出来的。一边感叹建桥者的伟大，一边感叹我家乡小城的渺小。五里墩立交桥边，常有小地摊，摆满了剃须刀耳朵耙指甲剪之类小玩意。我买过几次小东西，尤其是一个手掌大小的收音机，元钱，虽然收听效果不好，但是把天线靠在寢室的铁床架上，还是能在噪音中听音乐，听合肥文艺台，听夜半悄悄话。
回到家乡铜陵的二十年里，常会想到合肥，想起懵懂无知年纪的自己，行走在合肥街头巷尾的岁月。
那时的合肥，是有味道的。因为警校处在郊区，每到秋季，狼烟四起，周边田地里焚烧秸秆，在当时是没人管的。而农村长大的我，一闻到秸秆焚烧的烟味，就想起农村的家乡。年少离家，也有乡愁。
现在，合肥已是国家综合科技中心之一，多少巍峨错杂的高架桥，已让合肥人不再把“五里飞虹”挂在口上；曾经的二环线内，已不是偏僻的郊区；曾经的郊区，已被高楼大厦代替。曾经不起眼的巢湖之滨，三河老街，已成了旅游胜地。合肥方言没有北方话粗犷有力，也没有南方话的短快难懂；合肥话风趣亲切，电视台主持人周群时不时在节目中冒出的几句合肥话，可爱，逗死人。
若干年后，相信合肥这座快速崛起的科技之城，人文历史之城，定会成为城市群落里最亮的明星之城。
琐忆文章14：养猪琐忆
文/丁基荣
猪年春节，喜庆之余，不禁想起过去农户养猪的那些点点滴滴，一切如同在昨，历历在目。
“种田不养猪，必定有一输”“猪是农家宝，种田不可少”这些早被人们淡忘的农谚，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特别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却是扬中地区大力宣传的口号，养猪，那就是政治任务。
扬中，长江中的冲积平原，没有山坡，没有森林，人均可耕地很少，养猪方式有别于其它地区。
圈养。只能圈养，不能放牧。那时居住条件很差，大都是茅草屋。人们用土坯在屋外倚着房子的篱笆墙搭建猪舍，有人家将厨房用篱笆一隔，一边烧饭，一边养猪。队里收工后，刚进家门，饿极的猪看见了主人，条件反射，一纵，趴在猪栅栏上嗷嗷地叫。尽管你饥肠辘辘，筋疲力尽，不把它安顿好，那揪心的叫声总不会消停。尤其是夏天，蚊蝇扑面，臭气绕梁，这样的人居环境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这一切就是那时实实在在的生活图景。
垫圈。扬中人养猪大都用干土垫圈，这样所积的肥料多。每当稻子收割后，种麦之前，人们就要准备一年所用的养猪垫圈的土了。每户分得几块田取土，用铁锹挖成长七八寸，宽五六寸，厚四五寸的土块，扬中方言称“块头”（方言读为guàtóu）。晾晒几日，趁天晴突击把“块头”挑回家堆好，这是十分沉重的累活，人们舍不得白天落下队里挣工分的活，大多是开夜工干。孤儿寡母有困难的，左邻右舍总是心连着心，一召唤，七八个相帮的小伙子就到齐了，大家一块干。这时，主户人家日子过得再紧，也要搞一顿丰盛的夜宵款待大家。
打猪草。那时饲料粮极少，养猪多半靠瓜叶薯藤麸皮米糠泔水，春夏季节再打些猪爱吃的野草凑合着。那时老师很少布置课外作业，放晚学也早，根本没有什么补习班晚读班，学校一年还放两次忙假。放了晚学，孩子们书包一搁，就是打猪草割羊草。女孩子有耐心，总能装满一筐回家，调皮的男孩贪玩，往往筐里都装不到一半。一两次家长不问，次数多了，可不行了，严厉的父亲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拎着兔崽子往大腿上一按，一把扯下裤子，“啪啪”两下，“没出息的东西，这样贪玩！”当娘的最有护犊之心，既恨小家伙贪玩又舍不得孩子挨打，辛酸的眼泪簌簌滚下。其实，父亲打在孩子的身上，痛却在自己的心头，不愿为又不得不为，真是人生无奈啊！
出售。那时肉猪一般只能长到百斤左右，可出售了。收购员将猪一称，分量还要打个折，扣除几斤，说是吃得太足。然后松开捆绑的绳索，让猪站立起来，在脊背上从前到后一抹，使劲一按，再瞧瞧毛色的亮度，“二等！”脱口而出，通常只有二三等，很少有一等的。按等级论价，百十斤的猪可卖到四十多块钱，还奖励几尺布票几斤肉票二十几斤饲料粮票。这是全家大半年辛劳所得，喜不自禁，举家庆贺。当家的凭肉票买来一二斤肉，烧上一碗，一家老小美美地打一次牙祭，当然还要奖励打猪草的孩子，扯上一段花布给闺女做件褂子，买两尺蓝布给儿郎做条短裤衩，或买个铅笔盒一支水笔什么的。猪娃肯定还要买来饲养，上学的孩子又做起了他们永远做不完的“课外作业”——打猪草。
“牵脚猪”。这是扬中方言，所谓“脚猪”，就是种猪。牵脚猪，就是给母猪配种的手艺人。谁家饲养的母猪发情了，就请他上门，用绳子拴着，一手牵着，一手拿根藤条吆喝着，公猪边跑边哼咕边拱着地，不时撒尿拉屎。
“你骑呀，骑上它呀！怎么不骑呀？”常有一伙淘气的小孩拥上来取笑。
“看我抽死你们！没教养！”牵公猪的人挥起藤条，调皮鬼们一溜烟地跑了，边跑边笑边嚷，“有马不骑，傻子！傻子！”
这明明是一门不可或缺的职业，世俗的偏见，却认为这行当低下没有颜面，多受歧视，社会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直到各乡镇设立了兽医站，有了人工授精的配种服务，这些人也改行了。
祭圈。过年时或母猪下崽了，祭圈是件要事。人们在猪圈里摆上供品，点上香烛，一拜，再拜，又拜，期待，憧憬，梦想，尽在这深沉而虔诚的叩拜中。那时连人都缺医少药，何谈牲畜防疫？求神庇佑的美好愿望，结果常是失望，沮丧，怨恨，交织心头，痛不堪言。死猪死羊，时有发生，人们把它埋进土里（猪崽见多，较大点的肉猪一般舍不得埋掉），又往往被野狗刨出，荒郊野外常是腐烂发臭的猪羊尸骨，而环境的污染又加剧了病疫的蔓延扩散。
历史，以巨人的步伐跨进了新时代。当今，散户养猪早已画上了句号，集养殖、防疫、科研、销售、环保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型养猪场正在逐步取代小规模养殖。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肉是国家层面关注的大事，各级政府都不可等闲视之。
养猪，那些往事成了永久的记忆，记住它，珍惜当今，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