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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文章1：约定
文/独行者
我在家是长孙，所以爷爷奶奶对我非常好，期待也非常高。这也许就是老人家的“长为尊”的思想。
小时候，爷爷奶奶对我的要求很严格，不管在哪方面都要求我做的最好，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家里的老大，要为弟弟妹妹做个好榜样。”慢慢的，在我身上的压力非常大，我要做的最好，不能让其他兄弟姐妹超越。
长大了，出去外地工作，爷爷说：“你出去我会担心，虽然你从小就听话，可一个人在外总会让人担心，你以后每个星期给我打一次电话报平安吧1看着爷爷那种期待的眼神，我点头同意。
每次打电话都会跟爷爷奶奶说我过得很好，让两位老人家放心，不用担心我。后来，不管我去哪里，不管我换了多少工作，也不管我有没有事情，我都会在每个星期天给爷爷奶奶打电话保平安。记得有一次公司临时加班，我手机刚好没电，就没有给爷爷奶奶打电话。结果回去开机发现有四十多个未接电话，而这些电话，都是从老家座机打过来的。等我回电话时，爷爷奶奶问我出来什么事，卧室临时加班，不能接电话，让您担心了。爷爷奶奶只是告诉我说我没回话他们还以为我有什么事，现在知道我没事他们也就放心了。再后来，我的手机再也没有关过机，因为我知道，家里有两个老人家时时牵挂着我，我要随时跟他们保持联系。
其他兄弟姐妹在时光的流逝下都长大成人，慢慢的受我的影响，也在每个星期打一次电话，尽管每次都说着千篇一律的通话，可我们始终没有断过。为了让两个老人家不感觉孤独，我们几兄妹约定每个人打电话的时间不能在同一天，这样的话，爷爷奶奶就可以每天都接到我们的电话，每天都有期待。时间长了，爷爷奶奶都可以清楚的说出哪一天会有哪一个儿孙打电话。每次他们接到电话时都异常高兴，有时候他们跟其他老人聊天时会很自豪的说：”我家孙子孙女可孝顺，每天都给我们打电话。“我知道，他们是真的开心。
其实老人家不需要自己的子女有多么大的出息，也不需要子女给他们多少物资享受，他们需要的，只是子女的一个电话，让他们觉得自己在子女心里不是负担。
我们做子女的，难道连这些也给不了他们吗？
爷爷的文章2：像树那样生活
文/高菲
那个秋天，爷爷坚持要把家里那棵不怎么好看的树砍掉。在一声沉闷的呻吟中，树倒了，留下一个新鲜的木桩，树死了。
后来，木桩泛黄。再后来，木桩变得陈旧，苍老。渐渐地，人们把它遗忘。
春天让万物都有了一番全新的气象，芬芳的泥土气息混着花香，在光秃秃的树桩上，冒出了一抹绿色。父亲看见了，只是淡淡的一句：“竟然活了，那便让它长吧”。我却关注起它的成长来。
它像是发现了我的关注。几场雨下来，它长了不少枝条，绿意盎然。而它的生长不只如此。时间给了它足够的资本，让它在夏天的第一波热浪到达时，成长为一棵小树，一棵从木桩上长起的树。
此后，每逢夏季，它便用粗壮的枝干撑起一片绿荫，哗啦啦作响的树叶像一首生命的赞歌，我抬头仰望它，眼里满是敬畏与喜爱，谁又曾想，它曾矮小却执着。
自那以后，仰望大树便成了我情不自禁的习惯，或许是它的力量打动了我，或许是我也想像它一样成长。我一下子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我也要像树那样成长、生活。
爷爷的文章3：大雪
文/黎尊乾
早上，是在爷爷剧烈的咳嗽声中醒来的。那声音，宛如冬天里特有的一种司晨的旋律，清晨准时在他的厢房里发出，撕裂了湿冷的空气，反复冲撞孩子们的耳膜。孩子们踢踢脚丫子，又缩回去，咂咂嘴巴，鼻子外钻来浓浓的香味儿，眼睛睁开了。
女人在堂屋里腌腊货，喜欢洒满一遍一遍的花椒、桂皮、八角、食盐和白糖。猪肉是不去皮的，白花花的颜色慢慢变成猩红；鸡肉也是整只整只的，不过是去光了毛，剖空了内腔。等腌到三两只的全兔肉时，女人总要夸耀男人几句，像夸耀他的孩子。男人受用了，竟然有些羞涩，他怀疑爱人是不是在反讽，因为今年打猎的成绩实在很是一般呢。男人开始讲古，若干年前，一场封门的大雪，他早早出门，在野外逮兔子就像裸地里拔萝卜一样轻松。那年，雪好大，开门，门推不开，只能端下门来放进家里。人出去，随便找个草垛，用脚猛捅一阵，兔们仓皇射出，陷在雪地里，不能动弹。男人走过去，提起两只长耳朵，往铁叉上一碰，兔就听话了，乖乖地，在男人的肩膀上一路挂下来，一只接着一只，最后，兔尾巴能拖在雪地上……
街上的人家都在灌香肠，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乡下的泥腿子根本买不起那么多的猪肉。瘪瘪的猪大肠子特能吃肉，半头肉猪下去，也只填饱一打肠子的肚皮。三两级的北风呼呼地吹拂，三两天下来，一串一串的猪肠子就能挂满他们骄傲的屋檐。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连馋嘴巴的苍蝇也悬挂在无风的角落，一动不动。不见麻雀、八哥，连鸡群都蜷缩在屋檐下，或是禾坪草垛的向阳处，大冠的雄鸡像被阉了，疲沓而老实。狗从屋里伸出爪子来，它在雪地上探探，又缩了回去。天地间，没有声音，没有行人。屋外的雪在飘，屋内的人都围着火炉聊天，或是安静地坐着，如木，如石。
一场大雪过去，总有几对青年男女喜结连理，几多新生的孩童呱呱坠地，也有几位老人和村庄永别。红白喜事在村庄交替上演，震天的唢呐吹起红白的门联，来来往往的人群聚齐了又散去，嘴巴里吹出的气息溢满谷麦水酒的香味，浓烈地喧嚣着村庄那种独特的虔诚和快乐。朔风，冰封，雪飘，长久的肃杀，纯洁的肆虐，大雪就像在举行一场盛大的仪式，永无休止地演绎着村庄的历史和自然的老节目。
夜来了，哪家孩童的读书声稀稀拉拉地响起来，轻飘飘传过黑夜，勉强盖住了雪声。细细地听，还是有屋后的竹叶“飒飒”弄声。忽地，“啪嗒”一声脆响，不知是瓦楞下的哪根冰条儿，碎了一地，还是哪根竹竿儿又让压折了腰肢。
爷爷的文章4：爷爷的小木箱
文/郭华悦
爷爷有个小木箱，从不轻易示人。
据奶奶说，连她也没看过木箱子里的东西。结婚后，没过几年，这个小木箱就在爷爷的衣柜里安了家。
好几次，奶奶好奇地想打开，却因上了锁而未能如愿。奶奶曾怀疑，箱子里是爷爷的私房钱。但爷爷闻言，连连摇头否认。
奶奶说，爷爷这一辈子，连谎话都没说过。他说不是，就肯定不是。
既然不是私房钱什么的，奶奶也就不在意了。这些年来，屡屡看到爷爷抱着小木箱，看着里面的物件；可有人来了，爷爷立刻关上木箱子，一副神秘的样子。
小孩子淘气是难免的。小时候，好几次，我们都试图打开箱子，可在紧要关头，总被闻声而来的爷爷制止，训斥一顿，有时屁股上还得挨上几巴掌。吃了亏，以后也就不敢再打木箱子的主意了。
一直到爷爷去世前，这木箱子都是个谜。
爷爷病重的那段时间，更是把木箱子抱到胸前，日日抚摸，脸上满是不舍。一直到离世前，爷爷才打开了木箱子。
众人围上前，一双双眼睛紧盯着木箱子。结果，发现箱子里竟然是一本红册子，看上去有些年头了。
翻开一看，是党员证——那是爷爷的党员证，也是爷爷视若珍宝、看得比性命还重要的东西。
爷爷一生中，最自豪的就是党员的身份。爷爷入党那会儿，还是秘密的党员，常常在村民的地窨子里秘密开会，传达党的精神。后来，解放了，爷爷的党员身份才得以公开。
爷爷的一生，始终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后来，哪怕已届高龄，仍是终日奔波于各家，为村民们解决实际困难：哪家缺粮了，爷爷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哪家有需要帮忙的，爷爷从不吝惜自己的气力。这么多年来，爷爷在村里，没人不说好。
看到党员证的那一刻，我也终于明白，为何爷爷将其看得如此重要。爷爷的一生，都凝结在了这张党员证中。最能概括爷爷这一辈子事迹的，就是四个字：共产党员！
那张证书，被我保留了下来，珍藏至今。每次看到他，我都会提醒自己，要将爷爷珍藏在小木箱里的这张党员证一代代传下来，让子子孙孙都知道，共产党员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
爷爷的文章5：铁汉柔情
文/xmwyun
三爷爷今年52岁了，曾祖母生下他后没多久，曾祖父就去世了。那时曾祖母44岁，除了最小的三爷爷，曾祖母还有二个儿子、二个女儿，都才几岁、十几岁，撑起整个家的重担一下子就落在了曾祖母身上。在那缺衣少粮的六十年代，为了养家糊口，曾祖母带着孩子们要过饭，捡过垃圾，做过苦工，一家子吃尽了苦头。爷爷他们都很懂事，少年早成，一直相互帮衬、理解和支持，加上各自的努力，到现在每个人都过成了一个大家庭，都变成了爷爷奶奶辈，可是三爷爷是有点特别的。
农村有句话叫“老大傻、老二奸，家家有个坏老三”，三爷爷真是应了这句话。听爷爷讲，他小时候爱哭闹，经常耍赖皮，干农活也不认真，不是躲懒不干就是偷工减料，为此没少被熊（土话，批评的意思）。可他脾气犟的很，像头倔驴，别说被批评，就是身上被打青打紫，也不会低头认错，甚至还顶嘴。成家后整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终于有一次因偷盗进了局子。放出来那天，家里人都去接他。只见三爷爷鼻青脸肿的，很是狼狈，明显在里面被“修理”了。曾祖母本来还想着批评，却一把抱住三爷爷哭喊起来：“我的儿呀，我的儿呀，你让我想死了啊……”，这一哭让大家顿时失控，爷爷他们也都泪流满面，可三爷爷依然像往常一样站在那里，没有表情，没有动作。二爷爷拉开曾祖母一脚踹了上去“不争气的东西，你给我滚！”三爷爷一个踉跄倒地，爬起来后就跑了。
当天晚上家里人还在为去哪找他犯愁呢，三爷爷却自己回来了，依然不吭声，爷爷他们也没深究。从那时起，三爷爷就像变了一个人，开始非常勤劳。自己种一块地，翻地、播种、施肥、锄草、收割等等全是一人干。后来攒了点积蓄买了辆拖拉机跑运输，每天也是起早贪黑的干。我小时候经常凌晨4、5点被拖拉机的“突突”声吵醒，那准是三爷爷出去干活了。别的司机在外吃饭，都是烧鸡、猪头肉什么的加啤酒，吃完还要伙在一起打牌、吹牛。三爷爷永远是馒头夹咸菜，吃完抹抹嘴继续干。生活上非常节省，精打细算，不抽烟不喝酒。印象中他的衣服冬天就是老式绿色军大衣，夏天就是泛黄的白汗衫。再后来三爷爷开了水泥、红砖、黄沙之类的建材代销店，依然是没日没夜的干。家里从草房变成瓦房、楼房再到现在的商品房好几套，三爷爷成了村里远近闻名的“暴发户”。可他依旧是军大衣、白汗衫，家里的电视、洗衣机还是八九十年代的老款。逢年过节、参加红白事都是不苟言笑，应付一下就去干活了。曾祖母身体不舒服住院，他难得去一次病床前也是一张严肃的脸，兵马俑似的站一会儿就走了。
曾祖母去世前已经96岁了。那几天正值深秋，萧瑟的寒风夹杂着枯黄的落叶凛冽地吹着。她拄着拐杖晃悠悠地走着，从这个小辈家走到那个小辈家，抬起头来看看，也不进去，嘴里嘟囔着，不知道在说什么，找什么。一天傍晚，三奶奶像往常一样去给曾祖母送饭，发现她睡着了，怎么叫也叫不醒。守寡50多年的曾祖母去世了。
曾祖母是喜葬，在我们这是要吃喜面、带红花的，灵棚前没有多少哭声。下葬的前一天晚上是最后一次守灵，都是自己家人在，帮忙的村邻都各回各家了。我看了一下表，凌晨4:30。忽然听到一阵猛烈的哭喊声，真像一记炸雷，撕心裂肺般，那音色是我从没听过的：“我的娘啊！……我的娘啊！……你怎么不等仨儿回来就走了啊！……我的亲娘啊！……”原来是三爷爷，他把头狠狠的磕向地面，磕的咚咚响，整个人哭成了泪人，像个小孩子。这一哭让灵堂里的一大家子顿时失控，上至七十多岁的爷爷，下至几岁的晚辈都泄了洪似的哭出来。这一刻不光三爷爷，所有家人都好像成了没有依靠的小孩子，什么也做不了，无助的很，惟有毫不掩饰的放声大哭。
铁汉柔情，简单的解释就是再强的硬汉也有温柔的一面，《天龙八部》里的萧峰是这样，《英雄本色》里小马哥是这样，《上海滩》里的许文强也是这样。三爷爷52岁了，第一次在家人面前哭，还哭得这么歇斯底里。我以前认为三爷爷是机器人，没有感情，就知道赚钱，原来他也有铁汉柔情的一面。
爷爷的文章6：爷爷的对子本
文/韩俊君
每次搬家，就像一次清零。新家将旧物什几乎都挡在门外，但是爷爷的对子本是个例外。
对子本A4大小，线装，毛头纸，一寸厚。纸张在岁月的风雨中泛黄，封面业已发黑，爷爷的名讳“韩维聪”三个字更是模糊不清。用硬纸重新做了个封面，更凸显了老旧，如一个耄耋的老者，突然披上一件新衣，与左右的书籍格格不入。
在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他外地学徒、经商的经历，拙于农活、擅长厨艺等都源于爸爸妈妈的琐碎回忆。但是，他是我的爷爷，自然奢望与之心灵对话，却渺不可得，所幸他留下了这本对子本。
对子本是爷爷用工细小楷誊录的，印刷体般工整，又飘逸舒展。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到年关，爸爸都会放下炕桌，摊开对子本写春联。街坊四邻坐在炕沿上，吸着纸烟，帮爸爸按着红纸的边角，在飘着肉香的空气里，一边追慕爷爷字的漂亮，一边赞叹对联的内涵，同时挖苦一下某些对联的浅薄。实际上，爸爸的毛笔字功力跟爷爷无法相比，但爸爸依旧要忙到年根。后来甚至赶鸭子上架，让我写了几年。所幸后来集市上开始贩卖现成的春联，我的窘状终于得以结束。
爷爷的书法是精妙的，对联的内容更是精粹的。我喜欢上了那一副副来自遥远时代的对联，揣摩其中的语言、对仗、典故，琢磨参详，以《对联中的文化》《对联中的语文知识》为题发表在杂志上。我写了40余篇教育教学论文，最中意的就有这两篇。
我的祖辈从山东逃难到河北，非显赫家族，无傲人资产，所幸爷爷顽强谋生，养育了一个大家庭，而且不忘练好书法、习得文化。“诗书传家”是多么让人神往的啊，虽然多数家庭都无法企及。但爷爷一笔一画精心书写、浸濡过的对子本，爸爸也一定品鉴过，现在则传给我去领受教益。一代一代人的联结不仅仅是血缘的。爷爷留下这个与后人精神对话的媒介，于我而言即是煌煌的精神财富，爷爷与对子本同在。
今后难免还会搬家，不管搬到何处，我都会置办一个书架，放上钟爱的书，在这些书的C位，恭恭敬敬地摆上爷爷的对子本。
爷爷的文章7：记忆里的乡村酒席
文/欧阳华丽
据说当年爷爷能娶上花骨朵一样的奶奶，全仰仗了那一桌豆腐宴席。
缺吃少穿的年代，好姊妹出嫁，奶奶送嫁到爷爷的村庄。爷爷为家徒四壁的主家做了一桌纯粹的豆腐菜，青菜酿豆腐，油煎水豆腐，豆腐丸子，反炸裹粉油豆腐，最后还上了一碗菠菜豆腐——红油在汤里闪亮，青菜在其间冲浪，葱花在汤上飘香，出神入化。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一个乡下伙夫，将一大块豆腐弄出个满盘满桌豆腐宴，白里透红，青红相间，红汤耀眼，令人拍案叫绝，腮腺涌动。奶奶的眼睛就有了点暗送秋波的意思。
从我记事起，爷爷每次去给人家做酒席都会带上我。按他的说法，我父亲结婚时正赶上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的困难时期，饭都吃不饱，不但没有摆喜酒，还让我生下来后像根豆芽菜似的，先天不足，后天得好好补补。
乡野之地，计划经济时期，物资紧缺，办酒席是一件奢侈的事，尽管如此，每有喜事，主人家一如既往地照办不误。头顶天脚踏地，几口热气腾腾的大锅，一个大厨外加几个人打下手，分工明确的亲朋好友便围着新垒的火光通红的大灶，来来往往地穿梭忙碌起来了。记得那时我也不得空，跟在大人后面东家凑西家借摆酒的餐具，案板、锅碗瓢盆，八仙桌、长板凳，做好记号，用后再洗净，逐一送还，不能有破损，更不能张冠李戴。
鸡、鸭、鱼、猪肉是农村酒席的菜肴主材，再穷的人家就是节衣缩食也要争得面子上过得去，尽量做到有荤有素。爷爷虽是土厨师，可手艺叫得响，讲究菜要做得好看、好吃。他心思细腻，能根据备下的菜品丰盛与否临阵调整，恰到好处地尽量运用。稍有不足的，里子菜、团子肉、粉蒸肉、红烧鱼再加上自家菜园的两个青菜，凑满六道，尽量不使酒宴桌显得菜肴单薄，让主家在乡亲中失掉颜面。略有盈余的，便能汤水搭配再加上两个菜，让主家脸上有光。
孩子们最愿意跟着大人去坐酒席，难得一遇吃个肚儿圆。大人坐完席后嘴唇上也汪着油光，有的人还故意用肥肉往嘴唇上擦拭，几日不擦不洗，专爱往人堆里凑，说些酒席上听来的乡野趣事。
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乡下的生活有了质的改变，不但有了专门的场地做酒席，还由村里统一置办了成套的锅碗瓢盆，托盘茶具，圆桌高凳。菜品也更丰盛，除了鸡、鸭、鱼，主家一般都要杀一头猪做满十二道菜，寓意为一年十二月，月月满盈——肥而不腻的团子肉、外酥里嫩的红烧鱼、清香滑糯的粉蒸肉、入口即化的肉丸子、不柴不腻的扣肉、鲜得让人舌头转不过弯来的板栗土鸡汤……爷爷的手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再也不用因为有限的食材，为主家绞尽脑汁撑住场面了。
每逢做席，我最愿意做的一样事情就是去看爷爷做菜。爷爷一把菜刀在菜案上舞得呼呼生风，砍、剁、削、切、捻、轧、剥、抽，很快案板上就整齐有序摆上装好盘的各式菜肴。他一边用肩上的毛巾擦汗，一边不停地吩咐人配菜下锅，锅铲在大铁锅里上下翻飞，油光水气里蒸腾起薄雾，炉灶里猩红的炭火照耀着他通红的脸颊。不多会，猪肉香，炸鱼香，土鸡香，便直往鼻子里钻。
菜肴虽是农家菜，没有城里酒店餐馆里丰富的佐料，可爷爷凭借自己调制的调料，照样把菜肴烹饪得食客们吃得碗碗见底，人人称赞。
早些年，手里有了钱的乡亲一时也流行起到小县城的酒楼待客，可几桌菜吃下来，人们摇头惋惜之际，又追忆起往日村里祖孙三代齐坐席的喜庆。
今年是爷爷的80大寿，依着爷爷的意思我们没有在城里酒店办席，也没有预约一个电话就能一条龙服务到家的流动酒席，而是请村里最好的大厨——高松叔给爷爷做80大寿的生日宴。高松叔做活干净利索，炸、煎、蒸、炒，样样精通，热菜、凉菜、汤菜、扣碗，无一不精，而且菜色与时俱进，不单单有鸡、鸭、鱼、猪肉、蹄髈，还增加了牛排、鸡尾虾、螃蟹、鱿鱼之类的高档菜肴，加上糕点和甜汤，足足有十八道菜，跟城里的大酒店比起来毫不逊色！大家坐在洒满金灿灿阳光的庭院中说农事，聊家常，推杯换盏之际，有人再说起当年那桌豆腐宴，爷爷奶奶满脸皱纹都酣畅地舒展开了，就像盛开的菊花瓣，吐露着幸福的芬芳。
爷爷的文章8：爷爷是个电视迷
文/孙仕佳
今天傍晚，妈妈急匆匆地做完晚饭，等爷爷奶奶回来吃饭。
过了一会儿，奶奶回来了，可爷爷没回来。我们忍着饭菜的香味，又等了一会儿，爷爷还是没回来。我们的肚子早就在抗议了，于是先吃了起来。等我们吃完了，爷爷才回来。奶奶指责道：“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爷爷也没吭声，竟走到房里开电视，晚饭也没顾得吃。奶奶叫道：“小佳，快来帮奶奶给爷爷端饭菜。”我吭哧吭哧地把饭菜端到爷爷面前，爷爷看也没看，就吃了起来。我心里又好气又好笑，心想：“爷爷真是个电视迷啊！”
爷爷的文章9：有母
我出生的时候，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都已去世了。加上我后来的一个妹妹，我家的成员也就四口人。一直懵懂地感觉，家里缺少些什么。后来读到了陆放翁的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有点明白了。其实中国人是很在意光前裕后，继往开来的。注重血脉的传承，注定了一种与生俱来、与日俱进的长久，也在宗教之外，自然解决了生死观的问题。也由此，在内心是需要寻根的。
我是舟山人。舟山有海天佛国，所以有时我称自己是普陀山人。我爷爷有些薄田。起初无子息，领养了一个，就是我的伯父。后来有了我父亲。祖父这一脉子息稀少，所生多晚，论起辈分，也就高了。按“仁义礼智”排列，我是“义”字辈，而“智”字辈，已出生的，和我年纪相仿。
我外公是广东中山翠亨村人。自然是孙中山先生的街坊。家里许多人都下南洋了，也就他来到了民生实业公司，往来于重庆和上海。他是技术高管，大名陈绍禹，和布尔什维克的王明原名相同。他在松江有产业，有缘认识了我外婆。外婆姓张，是当地殷实人家的大女儿。张家希望我外公入赘。结果是外婆嫁来了上海。听我母亲说，外婆人善良、厚道。我感觉她还是很有主见的。
差不多六十年前，父母亲带我游杭州。回来时，在松江下站，专程去找外婆家。火车站出来大概步行二十来分钟，就到了。外婆家是个老宅，面临一条宽宽的河。外婆当年离家后，她妹妹结婚住家。她妹妹去世，她妹夫娶了新妇。我们去时，那妹夫也已去世了。说是外婆老宅，住着的人，和我们很难说还沾亲带故了。
如今，过了六十年。我家原四口人，就剩下我和母亲了。我们住回了松江。可惜外婆的老宅，已经找不到了。只知道，松江是我外婆家。
父亲生前是个生意人。我曾问他，生意怎么做能做好？他说，只要让对方满意就是了。这话，我至今当作做人的信条看。常说儿子的成长是要靠父亲的。我觉得父亲这一句话，就能让我受用一辈子了。父亲在他去世前几个月，找到了数十年前的一个朋友。他记得他曾经借过他两百元钱。他特地上门还了钱。那老人很欣喜，第二天让他女儿陪他来我家，还买来了糖果。父亲对我说，老话说父债子还，从今他没一分钱外债，只有人家欠他的了。他还说，人家欠的，他不会告诉我。他帮人家的时候，就没打算要回报。
父亲走了。父亲的恩情，我是要回报的。赡养母亲，也是回报的题中之义。读过苏曼殊那句“范滂有母终须养”，止不住泪流满面。我有母亲。母亲年过九十，我要赡养她。
母亲在的时候，我不会远游。我的人生里，出门的经历很少。二十年前我到过敦煌，快十年前，到过湘西，到过关东。还到过境外，陪母亲去过香港。至于出国，也就去过韩国了。
我的名字，飞翔的意思，甚至是大鸟飞翔的意思，可我还是相信，我是木命，是一棵树。“受命不迁”，记得屈原说这话时，是一种很高傲的感觉。作为正名吧，我还给书房取了个名儿：樗斋”。“
还有，这个世界上许多美好的地方，我许多的好朋友，都纷纷去过了。好朋友一回来，就有欢聚。杯盘狼藉之际，他们的神采和见识，变化显着。而这种体会，只有树一样生活的人，才能具有。
近年来新交的朋友也多。他们也邀我出游。我写了一首《答友人》，经常以它作答：“初为人子亦家珍，菰饭莼羮始作人。欲问远游来世事，堂前我有白头亲。”我是说，我期望我的母亲活过百岁。至于我的远游计划，就预订在来生吧。
爷爷的文章10：我的爷爷
文/乔乔
近几天读韩少功的杂文选集，其中有一篇的题目叫《犟牛》，我反反复复地看了几遍，思绪沉浸在其中完全不愿意出来。我知道我想我的爷爷了。
爷爷跟文中的志煌一样，是个“用牛”的高手。他犁过的田，就如一页页翻卷过来的书本一样，光滑发亮，均匀整齐，远远望去如一条温顺的小龙匍匐在地。他就凭借着高超的犁田手艺，养育着我的父亲与四个叔叔、一个姑姑，那时候他的职业在我们农村叫“用牛的”。
爷爷要把牛用好，除了自己一辈子的用牛经验外，牛的好坏也至关重要。爷爷固执地认为他拥有的是一头世间最好的牛。他给牛取名叫三郎。小时候的我曾问过爷爷，为何它叫“三郎”？爷爷说：“小时候家里穷，没饭吃，养不大我，父母就把我过继给了叔叔家，送我走时，我三弟哭得最凶，可后来他病死了。别人叫我‘九爹’，那我的牛叫三郎最合适。”
爷爷完全就没有把牛当作一头牲畜，他甚至不放心我的叔叔们去放牛，他不像别人家把牛往某个水田边一扔就了事，他总是要牵着牛到远远的地方，寻找最干净的水与草。夏天，爷爷会半夜起来帮牛棚熏蚊子，听到狗吠会立即起床看是否有贼偷牛，甚至家里的某个地方漏雨了他可以容忍，却不能容忍牛棚漏雨。为此，我的奶奶总是跟他吵架，说他把牛看得比自己还重，爷爷话语不多，多数时候都不跟奶奶回嘴，但有时候他也会边抽着卷烟边闷闷地回一句：“没有三郎，这么多崽女如何养得活？”
我的父亲是爷爷的长子，我又是他第一个孙辈，他带我玩的时候甚至比我父亲还要多，因此我总觉得我就是爷爷哄大的。
他在水田中犁田，我在田埂边玩泥巴，在水渠里捉小鱼。要是哪个水渠的草高出了我的个头，把我拦在了他的视线之外，他定会火急火燎的跑过来找，把我一把抱到他认为的安全之地，然后一再告诫我不远的深水塘里有水鬼，只要我靠近一定会把我的魂给勾了去。
我的父母亲和奶奶都是非常严厉的人，很少宠溺过我，我童年的美好记忆好像都来自于爷爷。他用蒲扇轻轻拍打我的身子为我赶蚊子；他用并不熟练的手天天给我扎麻花小辫；我生病了，他翻过几座山带我去看郎中。我记得山坡好陡，我跟爷爷说，我自己可以走，但爷爷固执地要我睡在他后背上，说爷爷没老，背得动你一个小丫头。
后来，我大了一点，会在盛夏时帮爷爷送个“下午茶”。
“用牛”非常辛苦，在最热最累的那段时间，母亲或者奶奶会嘱咐我送上一大碗红枣煮蛋到爷爷犁田的地方。每次，爷爷都会让我吃一半，我不肯吃，他便会骂我。我就老实说，是妈妈不让我吃，然后，爷爷就乐了，说：“你吃了我又不会说，谁知道呢？”然后我就乐呵呵地坐在田埂上把自己爱吃的红枣、蛋白吃了，把不爱吃的蛋黄留给他。
我人生中的第一件奢侈品礼物，是一个青蛙形状的卷笔刀，非常漂亮，轻轻地按一下青蛙的背，它就会“嗖”的一声跳上好远。为了这个礼物，奶奶批评爷爷乱花钱。那个卷笔刀花了爷爷7毛钱，而那一年我正好上一年级，我的学费只需要6元。爷爷说，买这样贵的东西是想鼓励我，要用功读书，这样子才没有人可以欺负我。
爷爷“用牛”一直到他60多岁，实在是累不动了才打止，但牛却是一直没有卖的，爷爷每天上山扯草给他吃。后来，家里房子重修，爷爷才同意将三郎给卖掉。母亲说，爷爷舍不得，但是那个时候经济并不宽裕，卖一头牛的价格可以修两间瓦房。爷爷与三郎相伴了16年，卖三郎那天，爷爷外出了，他没有送下三郎。母亲说，之后爷爷就病了，他的背好像就是从那一段时间开始越来越弯。
后来，我外出读书、工作，回家的时候越来越少。每次回去我都会给爷爷一些钱，他总是不要，说自己老了根本就不需要用钱了，倒是我们年轻人在外有好多地方要用钱。有一年冬天，我见爷爷还穿着单鞋，而且没有穿袜子，我问他怎么不穿棉鞋，他说之前“用牛”老是打赤脚，习惯了。我暗暗记在心里，于是在下一次回家的时候给他买了一双我自认为最好的棉鞋，并且跟他说，如果你不穿被我发现了，我就会生气，我生气了就再也不来看你了。过了两周，回去一看，果然是穿上了。我心里那个乐啊。
爷爷去世那一年，我正好怀着小宝宝。那天早晨，爷爷在浴室不小心摔了一跤，叔叔他们扶着他上车去医院。爷爷看了一眼我说，你快回屋去，别摔着自己。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爷爷明明精神很好地进了医院，到了晚上居然住进了ICU。
在他被抬回家的三天后，就是奶奶的生日。他每年都会给奶奶生日操办几桌，可这一年他躺在了床上，但他依然固执地要用自己的钱，按自己的想法给奶奶做寿，他说他一定会陪奶奶过完这个生日再走。生日的当天夜里，爷爷就去世了。
在爷爷的灵柩尾，摆放着我送他的那双棉鞋。干干净净的，还是很新的样子。奶奶说，这是你爷爷去世前就交待好的，他要穿这双鞋去另一个世界，这鞋暖和。
爷爷入土为安后，母亲递给我两个红包。她说，这是你爷爷给你留下的，一个给孩子出生，一个给孩子一周岁，他看不到了，但是礼一定是要到的。
爷爷的文章11：爷爷的小脚
文/辛缘
一般而言，鞋子的大小和一个人的个子是成正比的，小个子鞋码小，高个儿自然脚大鞋码大。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下。有些不太遵守“游戏规则”的人类，总会让人出乎意料。不过不管怎么样，男人女人的鞋码都有一个标准，成年男人一般40码，女人一般穿36码，这就是比较合适的。爷爷是个小脚男人。穿着38码的鞋，鞋里却空着一大截。
爷爷的脚确实小，不仅短，脚上的肉也少，皮包骨头，看起来不免有些像女人的脚，单薄而秀气。不过对于他的小脚，他自己倒是没怎么在意，似乎也不足以作为重点来关注。因为即使脚小，走起路来却一点也不含糊。
他常常和年幼的小孙女比赛走路，且是常胜将军。每次都轻轻松松快速向前，剩下后面气喘吁吁的孙女地叉着腰，无奈地叫住远处的他。此时的他总会自豪地说一句：“看吧，爷爷还是没有老哈！”落日映照在乡间的小路上，也粉刷了两爷孙的脸庞，和着野花的芬芳，构成了一幅其乐融融的画面。
时光飞逝，转眼孙女已经是一位朝气蓬勃的大学生，而爷爷脸上新添的皱纹和头发的白发也在诉说着光阴的故事。每个假期，孙女依旧会回家看望爷爷，和他一起踏上乡间的小路，然后竟走。此时的爷爷已经七十多岁，落下了许多疾病，但那双小脚却依依旧迅速，孙女还是被无数次地甩在了后面，爷爷也依旧会发表一些胜利者的言论，从行动和言语上把孙女比了下去。但即使每次都在比赛，每次都是一样的结果，爷孙俩却从未红过脸，那条乡间的小路，洒满的是旧时光的回忆。
爷爷的小脚上有很多老茧，黄黄的，厚厚的，硬硬的。这是一双走过七十多个年头的小脚，是跨越解放之交的小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走过的桥比我们走过的路还多，这句话一点也不为过。爷爷说，他是个孤儿，一辈子都为了生存而奔波着，在那些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年代，如果要让自己生存，就要不停奔波，走路，无论是去讨口还是做苦力，都要走不少的路，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七十年，也便有了这样厚厚的，必须要用剪刀剪、刀片削的茧。也许是因为他的脚小，受力面积也小些，所以我总觉得那双小脚长的老茧出奇地多，承载的重量出奇地重。这双小脚不仅仅是一双脚，还是历史的见证，是奋斗的历程。
爷爷的小脚，让我佩服。
爷爷的文章12：队长爷爷
文/鲁先圣
我认识这样一位老人，他的生命当中那种不屈不饶的顽强意志，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我。
他与我同姓，在我们那个村里，按血缘还不是太远，按辈分我该叫他爷爷的，当时我们在一个生产队，他当队长，因而我喊他队长爷爷。
起初，对他的故事，我几乎一无所知。当时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学生，他50多岁，是我们村8个生产队中最优秀的队长。这是当村支部书记的父亲常常在茶余饭后在家里提起的。父亲常说，多有几个这样的生产队长，村里就好搞了。
当时农村几乎没有什么赚钱的事，但我们生产队却有养殖场、豆腐坊、粉条坊、油坊等一些小项目，这使得我们队里的几十户人家不仅可以常年分到油、粉条、豆腐等东西，年终还可以从养殖场分一些肉和钱。这些东西，其它生产队是没有的，是队长操劳的成果。在我的印象当中，他常常一个人扛着一把铁锨在我们队的几个作坊间转，说说这个指指那个，似乎总是有着用不完的精力。他常常到我们家里来向父亲汇报一些队里的事，有时我在一旁听，大多是一些他的想法和请求村里解决的问题。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十分看重他，总是称他队长叔，又总是送他到大门外。
队长爷爷是一个有着充沛的精力、旺盛的活力的人。记得在小学的一次作文中我这样评价他。
可是，不久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队长爷爷唯一的儿子出车祸死了。他的儿子30多岁，在粉条坊负责外销方面的事，他是在去外乡销粉条的路上被撞的。他留下了两个女儿，一个8岁，一个2岁。
当时我随父亲去队长爷爷家，只见队长爷爷铁青着脸蹲在门石上。父亲和乡亲们都说了很多安慰的话。队长爷爷始终沉默着，最后站起来对我父亲说：儿子没了，咱不能耽误媳妇，我把两个孙女拉扯大。
回到家里，父亲和母亲依然在谈论着队长爷爷的事。父亲告诉我，人一生中最不幸的事有3件，队长爷爷都赶上了。父亲说，队长爷爷3岁的时候父亲就死去了。他父亲去东北干苦工，一去3年，同去的人捎信来说瓦窑塌了砸死在里面。母亲没有改嫁，把唯一的儿子抚养成人。按说，他成人了，娶了媳妇，次年生了一个儿子，生活该是好起来了。可是不料，在他40岁的时候，妻子因病死了。妻子为他生下一子一女，当时女儿只有5岁。
记得当时父母谈论着，全家都流下了泪水。母亲说，世间哪有不幸的事都摊上的。虽然当时我还十分年轻，但我却从内心深处敬重起队长爷爷。我想，人生当中这些不幸都压不垮的人，什么都不会畏惧的。
没有几天，队长爷爷又开始了他一如既往的工作，早起打铃喊上工，看作坊，找父亲议事，只是他的背上多了一个孙女。
今天，队长爷爷依然健在，他的两个孙女都考上了大学，留在城里。
这些年来，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我的心中，都有一位意志坚强的老人那深沉的目光和飘扬在风中的满头白发。
爷爷的文章13：豺狼来了有猎枪
文/肖瑞华
爷爷的父亲，就是我的老爷爷，生长在平原县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茅草孙村。抗日战争时期，老爷爷带领茅草孙村人不畏强敌，英勇抗战，最终走上革命道路。
老爷爷生长在兵荒马乱的军阀混战年代。他以打猎为生，出枪快，枪法准远近闻名。祖传有制造猎枪的好手艺，爷爷制作出来的猎枪，射程远，射面广，威力大。
老爷爷为人随和，侠义心肠，打来的猎物，常常接济穷人，在全村中威信最高。当时，当地土匪、杂团很多，都希望老爷爷加入，可他铮铮铁骨，绝不与害人之群共谋。1942年，日军在平原县三区内寻找被杂团谢化武抢走的皇姑，进而要消灭谢化武。他们探知谢化武小老婆的家在肖家洼村，立即出动，涌向肖家洼。距肖家洼四里之多的茅草孙村村民，早已做好准备，只要日军进入村庄领地，村民们就会利用自己手中的猎枪和有利的地理环境（村的周围地势凹凸，沟壑纵横，杂草密不透风），狠狠打击日寇，消灭来犯之敌。
此时，夜幕临近，寒风刺骨，阴沉的天空中雪花纷飞。老爷爷召集村民，把自己制造的猎枪分发给青壮年，两人一组，三人一伙，趴在沟沿上，待敌前来。十几个日军士兵一路搜来，爬过沟，上过坡，在复杂的地理环境中迷失方向。老爷爷带领大家慢慢地靠近敌人，一排枪响，敌人一个个倒在猎枪之下。枪声引来大批日军，他们借着风势点燃了野草，熊熊野火燃成一片。
大批日军踏着刚刚烧过的草地，步步前移。此时，天空更加阴暗，凛冽的西北风呼呼直叫。茅草村人以沟壑作掩护，各自为战，机动灵活，就像地道战中那样神出鬼没，不断出击。
老爷爷蹲在一条沟的深凹处，一个日军士兵刚想迈过沟去，老爷爷在下面一伸手，抓住了他的脚脖，猛地一拽，日本兵溜下来，被老爷爷一刀捅死。日军在火的后面向前蠕动，老爷爷和村民们看的清清楚楚，弹无虚发。而日军上坡、下坡、过沟、绕坎，就像进了迷糊阵，晕头转向，猎枪声连连响起，日军不断倒下，一个小个子日军都撞到了爷爷的枪口上，还一点不知，满肚的铁砂倒地而亡。
日军机枪步枪开始了地毯式扫射，村民不断有人受伤牺牲，却没有一个后退的。日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老爷爷当机立断，带领着大家顺着早已备好的暗道悄悄地撤出了战斗。
自此，“猎枪打鬼子”的故事在当地传开了，大家都很敬佩老爷爷。
再后来，老爷爷带领着村民们参加了八路军，扛起了钢枪，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直到抗美援朝胜利回师，才与家人团圆，度过了幸福的晚年。
爷爷的文章14：公和米
文/山沟水
公和米
作者：山沟水
在我们这个地方，爷爷叫做公，我公做了一辈子农民，特别珍爱大米。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看着公在大门口选米，那时的碾米技术不好，碾出的米里还夹杂着谷子，公总是一粒一粒地把谷子选出来，然后一粒一粒地剥去糠麸，如果不小心掉了一粒大米，老人会很小心地拾起来，并常常教导我们浪费粮食会得罪天上的雷公。
我家住在山顶上，而田地在山下，每次挑稻谷上一座名叫九洞坡的山都要歇上五、六趟气才回到家，特别是碰到下雨路滑的天气，扛一袋谷子到家往往要摔上数跤，我小时候收谷子就深有体会，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哪家有米哪家就能过日子，生活就算富足，因此到家的谷子显得尤为珍贵，是农村人生儿养女的保障。随着自己慢慢长大，公也更老了，虽然舍不到种了一辈子的田地，但实在迈不开腿，下不了田，由于我们这个地方儿子成家后就要分家自立门户，从小我们都是看到公自己住一边，现在他实在种不了地，于是每月的口粮就由我父亲和二叔提供，人多田少，每月能称给公的粮食也只能勉强够他维持一个月，因此公对粮食更加珍惜。以前农村有病没钱看医生一般都是撑着，公告诉我们，其实最好的药就是饭，生病了多吃几碗饭病就好，所以每次生病时候，母亲都是迫着我们多吃饭，果然病就好了。公老了生病没钱医治，也按老方法，一有病痛就多吃几碗饭，对于大米，或许老人更是把它当作药。
鸟儿终要离开巢的，再回到家时，公已经老得腰板都弯了，父母们也老了，种田不再像以前那么细微到边，收成也有所下降，公能分到的谷子还是不很充足，粮食依然很珍贵，公还是那么爱惜每一颗大米。我终于找到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虽然收入很低，但买米的钱还是有的，公很爱粮食，别家孙儿回家都给老人买补品什么的，而我知道我公最喜欢的是大米，因此回老家时我给公捎了一袋大米，第一次看到袋装的大米，拉开口袋，白花花的米粒又大颗又没有掺杂谷子，公是既踏实又高兴，踏实这个月有了充足的米，高兴孙儿们能孝顺，每次脸上都泛着慈祥而满足的微笑，而最高兴的是我们，能让老人安渡晚年。米有了，但山上交通不便，即便是后来通了公路，老人们也不可能驾车，我回家时要为老人带点东西，也不能每次都带米，老家有个现象，没有菜时便煮面条做菜，于是我灵机一想给公买几把面条，但想想几把面条还是以前那个时代农村送礼标准，索性买一件，也不过是几十块钱。当一件面条拿给公时，老人看着一袋子整整齐齐的面条，一下子都傻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面条，而且还是给自己的，小屋破旧，公没地方放置面条，生怕老鼠虫子什么的偷吃，他索性把一整袋面条拿来做枕头睡觉，或许老人会睡得很安心，很放心。我在家中是长孙，还有两上弟弟和二叔家的一个堂弟，几个弟弟都很听从我这个大哥的话，这也是我引以为豪的地方，于是我想让公过一个惊喜大年，钱对农村人来说很重要，有时候更是要命的，我提议过年时四个孙子每人给公一百块钱并要形成机制，让老人口袋鼓些，生活无忧些，几个弟弟非常同意，公口袋里从来不缺钱，但都是几块几毛的，当同时接到四张一百元大钞时，公简直不敢相信眼睛，并对我说‘你一字值千金啊’！
公已经很老很老了，虽然眼不花、耳不聋，但走过几个世纪，见到几代儿孙的老人家终于要走了，父亲守着他身边，问还是什么事要交待，公从床上的席子底下摸出八张一百元的钱交到父亲手里，然后咽下最后一口气，无疾而终。当父亲把钱拿给我们看时，那一张张崭新的钱全都是我们给的，老人分文没动，看着公珍藏着的钱，我心里早已泪流如注。
当回去祭奠公时，我用小袋子装了一袋大米放在他坟前，愿老人在那边有米。
2013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