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墙真矮啊，矮得我三两下就能爬上去，矮得连母亲都不担心我会跌下来。她只是说，你不怕跌得自己腚锤子疼就行。我才不怕呢，那时我身轻如燕，敏捷如猴，咋能掉下来呢。
墙是土墙，上面没有瓦，刚打起来时是有瓦的，后来一只肥猫常在墙头散步，瓦就被一片片踩下去了。鸡有时也上来，扑棱着翅膀，一使劲就站到墙头了。大公鸡飞上来的时候多，雄赳赳、气昂昂地在上面踱步，一副傲视群雄的样子。下面的鹅、鸭子再怎么羡慕，也只能沿着墙脚溜达。
猫和鸡都没有我上来的次数多。我看过电影《少林寺》，梦想自己也能飞檐走壁，土墙就成了我最好的练习场所。
母亲有时也让我上去，那是要我摘丝瓜或者南瓜。这些瓜总是调皮，结得东一个西一个的，有的还爬上墙头，让母亲够不着。
多数时候，我只是盘着腿坐在墙头，抬头看云。和站在院子里看不一样，虽然只是高了那么一点儿，云却真的近了很多。秋天，云朵像棉花，在天空上堆得一垛一垛的。朝村南望去，天上的棉花和岭上的棉花拉起手来了，分不清哪些是老天爷种的，哪些是村里人种的。
有时我也看屋脊，那些屋脊像一条条鱼，瓦是它们的鳞，红瓦的像红鱼，青瓦的像青鱼。春夏时节，茂盛的树木汇成绿色的海，鱼们畅游其中。
有时，我认为瓦是一张张翻开的书页，读者是那些在上面散步的鸟，它们边散步边读书，至于上面写了什么，它们从不告诉我。下雨时，雨水打湿了书页，晴天时，阳光再一页一页地把它们晒干。
坐在墙头的时候，感觉日子过得很慢，慢得就像村西奎山大爷的烟袋，一袋烟吧嗒吧嗒抽起来，总也抽不完。不像现在，感觉日子总是缺斤短两，一睁眼一闭眼，一天就过去了。
有时候，爬墙是为了嘴。墙那边是张婶家，她家挨墙有棵枣树，秋天，树上的红枣就像漫天的星星。站在墙头，正好够得着最稠密、最甜的枣。张婶家的二丫这时候嘴最甜，总是“哥哥、哥哥”地叫着，央我上去帮她摘枣。于是，我拎着竹篮上墙，摘了最红最大的，先丢进自己嘴里，解了馋再说，急得二丫在下面摇着手，一个劲地喊“哥哥、哥哥”。
不吃枣的时候，我就垂着腿坐在墙头，二丫站在墙根，仰着脸望着我。有一次，二丫问我在上面能看到什么，我说能看到远方城里的高楼。她咯咯地笑，笑完又说不信，山挡着呢。
山挡住了高楼，但没挡住我们走出大山的脚步。我和二丫读书、考学，后来分别在南北两个城市定居。有一次，我回乡时恰好碰到了回乡的她，寒暄几句后，再也无话。也许，我们之间的话，早已在童年说尽了。矮墙也早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高高的砖墙。我知道，我和二丫之间隔着的，不仅仅是这道砖墙。
我们之间的距离，就像我们与童年之间的距离，很近，也很远。就像我的一位诗人朋友写的：童年就在隔壁，推开门就能过去。
上哪儿才能找到那扇门呢？